在欧亚世界的历史长河中，骑马游牧民常常扮演着传递东西文化的角色，而他们与定居民族之间的交往与冲突更是推动历史演进的主要动力之一。而分据欧亚东西两端的匈奴与斯基泰，则是开骑马游牧民国家先河的两个人群。他们在历史上建立了强大的游牧政体，并且对南方的定居文明造成威胁。但由于骑马游牧民很少留下本民族的历史记载，因此后世要了解他们的历史，常常得仰赖定居民族对他们的描述，而这些描述又不免带有偏见，并且视骑马游牧民为野蛮与残暴的人群。时至今日，透过考古发掘与科学分析，让我们在文献史料之外，有了更多的材料能够重建这些骑马游牧民的历史图像。而接下来要讨论的这本《草原王权的诞生：斯基泰与匈奴，早期游牧国家的文明》可以算是结合传世文献与新近考古成果，建构斯基泰与匈奴历史的尝试。
《草原王权的诞生》
林俊雄 著 陈心慧 译
八旗文化
2019年1月
一
该书作者林俊雄（Toshio Hayashi）为日本古代中央欧亚史与中亚考古学家，研究主题包括游牧民国家的出现与扩张、欧亚大陆草原上的石像、丝路上狮鹫图案的传播，以及马具与打火石的起源等等。著有《欧亚大陆的石人像》（2005）、《狮鹫的飞翔——以圣兽观察文化交流》（2006）、《游牧国家的诞生》（2009）；合著有《中央欧亚史》（2000）、《中央欧亚的考古学》（1999）。
作者说明了选择用骑马游牧民一词来称呼斯基泰与匈奴的缘由。他不赞同已故东京大学东洋史名誉教授江上波夫（1906-2002）所提倡的“骑马民族”概念。作者认为所谓 “民族” 概念作为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实体，恐怕并不适用于古代欧亚的游牧民，因此选择了比较中性的“骑马游牧民”一词。而斯基泰（Scythian）则是历史上有记载的骑马游牧民当中最古老的一支，他们于公元前八世纪起就活跃于今高加索与黑海北方的草原地带和西亚地区，成为波斯帝国与希腊的重要对手。匈奴则是稍晚于公元前三世纪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以今蒙古高原为根据地，和东亚的秦汉帝国相对峙。可以说他们塑造了后世游牧与定居社会互动的模式，因此有必要深入探讨。
首先骑马游牧民的诞生需要有一系列的条件配合。作者认为遍布蒙古高原的赫列克苏尔（俄文khereksur）石塚不仅是象征骑马游牧民兴起的遗迹，也是显示草原权力产生的指标。而骑马游牧民在欧亚草原上的登场也历经了一段漫长的过程。最早是公元前七千至前六千五百年间，羊逐渐成为主要的家畜。接着自公元前五千五百年开始，气候开始逐渐暖化，开始出现草原干燥化的情形。但是促进草原游牧化的因素，除了气候以外，还有技术层面的因素，即车与骑马技术的发展。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左右，在美索不达米亚发明了车。到了公元前两千年，在乌拉尔山东侧以南西伯利亚与中亚出现了安德罗诺沃文化（Andronovo culture），以及西侧的斯鲁布纳亚文化（Srubnaya culture），已知这两种文化开始制造青铜物品。到了公元前一千年左右，人类开始使用马衔（马嚼子）与马镳。而到了公元前九至前八世纪，草原上骑马的证据突然暴增，而这被视为是斯基泰系文化的起源。
作者梳理了文献与考古材料，试图说明斯基泰人的起源。他以希罗多德的《历史》为例，讨论了希腊文献中对斯基泰人起源的三种说法，分别为宙斯后裔说、海克力士后裔说，以及外来说。作者认为只有第三种外来说缺乏神话色彩，才是最可信的说法。简言之，外来说主张斯基泰人原先为亚洲的游牧民，但因为不敌马萨革泰人（Massagetae）入侵，因此西迁至高加索北方至黑海北岸的草原地带，驱逐了当地的原住民辛梅里安人（Cimmerian）。然而直到1980年代前，外来说在考古学界（特别在苏联）并不是主流看法。作者一方面归因为苏联考古学受到唯物史观的指导，重视社会内部生产力的发展，忽略外来影响，另一方面当时也确实尚未发现东方草原上存在更早的斯基泰人遗迹。这种情况要到1970年代前半，位于南西伯利亚的图瓦共和国境内发现了阿尔赞（Arzhan）古坟（一号坟）后，斯基泰人外来说才逐渐成为主流学说。
二
斯基泰文化的特征为其风格强烈的动物图案，特别是在马具与武器上的纹饰或装饰。自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许多中后期的斯基泰古坟在北高加索与黑海北岸被发现，并且伴随着大量的精致金银制品出土，当中充满了希腊与西亚影响的痕迹，而又以西亚较早。因此过去认为斯基泰艺术起源于西亚，但随着欧亚东部草原考古的开展，东方起源论逐渐占据上风。可以说初期斯基泰艺术并未受到希腊与波斯等邻近文化的影响，充满了原创性。斯基泰艺术受西亚影响之处体现在对猛兽、鹿眼的表现方式与石榴图像的应用；而受希腊影响之处则彰显在希腊风格的狮鹫（英文Griffin或Gryphon，也译为格里芬）图像的应用上。然而1971至1974年在图瓦所发掘的阿尔赞二号坟，当中都未见西亚与希腊式的出土物。且该坟的时间约为公元前七世纪末，时间较西部遗址来得早，因此成为斯基泰艺术东方起源论的有力支持。另外作者还指出，从中国新疆伊犁河上游出土的塞迦文化物品中，发现了受到阿契美尼德王朝与古典希腊时期风格影响的格里芬图像，而且在今阿尔泰共和国境内所发掘之斯基泰后期文化之巴泽雷克（Pazyryk）遗址中，也发现了中国的丝织品与战国时代的镜子。可以说早在张骞通西域以前两三百年的时间，阿尔泰地区的人就已经开始跟欧亚东西两端的文明进行交流了。张骞只是沿着原有的贸易路线旅行而已。作者以此强调了史前丝绸之路的存在及其重要性。

在欧亚大陆西部，也存在与斯基泰同期的其他文化。包括了意大利的伊特鲁里亚文化、巴尔干半岛上的色雷斯文化与安纳托利亚半岛上的吕底亚文化。这些文化不仅在美术样式上类似，而且都以大型圆形坟墓为主。作者介绍了图瓦的阿尔赞古坟、哈萨克斯坦的齐列克塔古坟、别斯沙特尔古坟，与北高加索的克拉斯诺伊兹纳姆亚一号古坟。这些古坟的出现代表从青铜器时代进入铁器时代，生产力提高，掌权者所控制的财富也大幅增加。加上与地中海和西亚文明的交流，使得工艺技术也有所提升。这些巨大古坟的出现及豪华的陪葬金属工艺品，显示掌权者以此夸示权利，也象征着王权的出现。斯基泰时代可说是草原的古坟时代。
到了公元前三世纪，匈奴登上了欧亚大陆东部的历史舞台。作者主要以中文历史文献记载，搭配考古材料，以描绘其历史发展轨迹。文献部分大致以《史记》与《汉书》等正史的记载为主，叙述了冒顿与老单于的故事。较有可观之处的是他从考古证据来探讨匈奴先祖与月氏。作者指出公元前四至前三世纪，北亚草原地带的文化可以分为三个地区，分别是1) 北京、河北省地区；2) 内蒙古中南部；3) 宁夏、甘肃省地区。它们彼此间虽然稍有差异，但大致与黑海沿岸的斯基泰文化和阿尔泰附近的巴泽雷克文化相近。而关于月氏，作者倾向将其领域扩大解释为蒙古高原西部至新疆。如此一来，巴泽雷克文化就可以被视为是月氏的遗留。这个说法最早由日本的榎一雄（Kazuo Enoki）与苏联的鲁坚科（Sergei Rudenko）等考古学家于1950年代末期所提出。
三
作者质疑了过去以文献建构的匈奴政治社会体系，而且试图用今日的蒙古文化与风俗来理解过去关于匈奴的记载。例如，《史记?匈奴列传》中对匈奴社会中存在四王二十四长与其兵力共四十万骑的记载，就被作者视为无法自圆其说。而为了解释匈奴的王与将领名称都带有左右方位，他以今日的蒙古人方位观坐北朝南来解释，左手边（蒙古语züün）就是东方，右手边（蒙古语baruun）就是西方。另外司马迁记录匈奴无封树堆土为坟之俗，从后来《汉书?匈奴传》记载乌桓发掘匈奴单于墓一事，可以说明外人其实知道单于墓的方位，而作者利用了蒙古国诺彦乌拉古坟，来重建匈奴贵族坟墓的可能样貌：即以方坟为主，并且出土汉朝的丝绢与漆器。作者据此解释所谓匈奴坟墓“无封”之俗，实际上是低坟丘之意，而且刻意不显眼。另外，从文献与考古证据（例如位于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境内的伊沃尔加遗址）都说明，匈奴内部除了游牧民以外，也存在西域绿洲与汉朝逃人所经营的农业聚落。另外，随着欧亚东西两端的物质文化交流开展，各种概念与文化也同时在不同人群中流通。例如带有中国龙图像的铜镜与腰带在阿富汗与黑海北岸出土，说明龙的母题也传到了中亚与南俄。
匈奴与西元四世纪入侵欧洲的匈人是否为同源一事是过去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最早是由法国历史学家德经（Joseph de Guignes, 1721-1800）所提出的匈奴与匈人同源论所引发。对此，作者认为虽然匈人的作战与生活方式与斯基泰、匈奴相同，很可能是亚洲系的骑马游牧民，但没有足够证据断言匈人就是匈奴。而在公元三至六世纪前半叶间的前突厥时代，在欧亚草原西部，主要的考古遗物包括贵金属工艺品、马鞍装饰与鍑（游牧民族在仪式中使用的釜）。而马鞍、马镫以及“匈型”鍑从欧亚草原东部传到西部的过程，也说明游牧民在欧亚大陆上不仅弘扬自身文化，并且也扮演促进东西文明交流的角色。作者在结语中也反思了斯基泰与匈奴这些由游牧民所建立的国家是否能符合以定居民族的标准来衡量其文明程度，并且坚信游牧民及其文化也会继续在中央欧亚的草原上延续下去。
四
作者林俊雄在写作该书时引用了许多蒙古国的新近考古成果，然而过去中文学界缺乏一本蒙古国考古学的综述书籍可供读者参照。如今有了新的译作引进入中文世界，实为学界福音。这就是2019年5月出版，由前蒙古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D. 策温道尔吉、前乌兰巴托大学考古学系主任D. 巴雅尔等人合著的《蒙古考古》。原书蒙古文版于2002年发行，2008年发行俄文增订版，由D. 莫洛尔俄译。简体中文版由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潘玲与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远东人民考古学、历史学和民族学研究所博士生何雨濛等人翻译。内容涵盖了石器时代至蒙古帝国时期的蒙古国考古成果。
《蒙古考古》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年5月
以该书开头提及的赫列克苏尔为例，《蒙古考古》一书对这个称呼的来源做出了解释（178页）。该词源自当地蒙古人见到这类遗存，误以为是9世纪当地的黠戛斯人墓葬之故。但实际上赫列克苏尔的年代比黠戛斯人至少早了一千年。另外还可以补上根据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特尔巴依尔对赫列克苏尔的讨论，他提到该词源于蒙古语的Киргис х??р（Kirgis khüür），意为黠戛斯人（据信为今日吉尔吉斯人或柯尔克孜族的先祖）之墓，后来才音转为khirgisüür。参见特尔巴依尔，《赫列克苏尔遗存的年代及相关问题》，《北方民族考古》第2辑（2015年），57页。
该书作者林俊雄质疑了《史记?匈奴列传》中对匈奴社会中存在四王二十四长的说法，此处的匈奴四王即左右贤王与左右谷蠡王（235页）。但是在同系列丛书中所收录的京都大学东洋史名誉教授杉山正明的《蒙古帝国的漫长遗绪》中则有另外一番解释。杉山正明将匈奴的左右贤王视为最高的两王，其下各领十二长，故有二十四长。杉山正明并且认为这个二十四长的组织可以对应到后来北周始祖宇文泰所设立的“西魏二十四军”，还有十三世纪拉施特（Rashid al-Din）《史集》中记载的突厥源流神话《乌古斯可汗传说》中乌古斯可汗六子下属的二十四个军事集团。杉山正明认为这种左右两翼与二十四个集团编组，成为了后来成吉思汗二弟与四子下属的二十四个千户编制的原型（78-88页）。杉山正明这种结合传说的讨论，提供了读者另一种看待历史记载的方式。
《蒙古帝国的漫长遗绪》
（日）杉山正明 著
 陈心慧 译
八旗文化 2019年4月
另外，作者观察到早期苏联考古学强调斯基泰人原生论，是因为受到唯物史观的指导，重视社会内部力量演化，忽略外部影响的缘故。美国卫斯理学院考古学教授科尔（Philip L. Kohl）过去是考古学界中批判唯物论与民族主义的一名健将。无独有偶，他在《欧亚大陆青铜时代的形成》一书中，对中亚考古也有过类似的观察。他认为过往与现今的中亚考古研究存在一种现象：即便研究认可了中亚与其南方与西方邻接地区有人群移动以及密切的交流关系，但仍旧强调内部的演化发展。
《欧亚大陆青铜时代的形成》
（The Making of Bronze Age Eurasia）
菲利普?科尔（Philip L. Kohl）著
《草原王权的诞生》附有详尽的时代年表，也提供了许多的考古遗物图片，让人赏心悦目。不过在编辑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手误，例如23页提到赫列克苏尔源自蒙古语khirigsuur，然而现代蒙古语写作Хиргис??р，故拉丁转写应为khirgisüür。75页提及俄罗斯语言学家阿巴耶夫（Vaso I. Abayev），书中误植为V. Abaycv。这里也提醒读者注意。
综上所述，该书是日本学界从世界史与考古学的角度，探讨早期游牧文明在欧亚大陆上的发展。作者不仅回顾了学界在这个领域的经典研究成果，并且也对一些过去研究中在理论与具体观点上所存在的偏误进行了批评。他在高度评价游牧文明所取得的成就的同时，也不忘反思过去以定居农业文明的标准评价骑马游牧民历史时可能产生的扭曲。本书值得对游牧考古学与中央欧亚史前史有兴趣的读者细细品味。
作者简介：蔡伟杰，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