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网络）
题外话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素有“现代社会学之父”之称，因新闻学专题课老师所列书单，而开启了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阅读。不夸张的说，这本书超出我既往阅读经验。这之中有语言的原因，有我自身知识储备的原因。
这为写读书笔记提出了新的要求。读书笔记的重点在于基于对作者观点充分理解基础之上的思考、反思，但读此书，重点全在于理解，就现阶段而言，我能将韦伯的原义做较为完整、偏差较小的掌握，已是一种不小的进步。
在试图总结韦伯之义的过程中，我不得不大量引用其原文，因而少不了长句和繁复。语言的简化虽然方便了理解，但也必定损耗了原义。
社会科学方法论由韦伯的三篇论文组成，是其就“社会科学研究”为主题的论述。此为第一篇《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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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以降，中国对“科学”的呼喊声不绝于耳。细究此“科学”究竟为何？恐怕更多的是指——自然科学。联想至科学往往连接的后缀“技术”一词及对自然科学的推崇备至，此种现象不难被发觉，是为一种经验性的事实。
作为一名社会科学研究者，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科学几乎与自然科学划上等号？社会科学乃至人文科学被弱化于一种相对边缘的地位？不妨带着这个问题来读《社会科学方法论》。
（似乎依然是题外话……）
韦伯开篇提出了一个问题——“在什么意义上说，在文化生活的科学基地上毕竟存在着‘客观有效的真理’呢？”简单来说，即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何在（预设前提为客观性为科学必备要素，此为不言而喻）？ （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韦伯在该篇论文的结尾给出了结论——
  社会科学认识的“客观性”取决于：经验给定的东西虽然始终是根据那些唯一赋予它们认识价值的价值理念安排的，就其意义而言是从它们出发被理解的，但却绝不能成为其有效性在经验上的证明之基石。
在我看来，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韦伯是用极大篇幅论证社会科学的合法性。
社会科学的认识对象
“任何文化科学的先验前提都不是我们认为某一种或者任何一种文化有价值，而是我们就是文化人，赋有自觉地对世界表示态度并赋予它一种意义的能力和意志。”
韦伯认为，“文化科学”的认识对象必然是由人依据主观价值而确认具有意义的社会事件。也因此，每一次的研究对象必然只是“现实的一个有限的部分”。
他着重批判了社会科学领域的“经济决定论”——
“毋庸置疑，对文化生活的社会经济方面的强调，意味着对我们的主题的一种非常明显的限定。”
“人们要么把历史现实中不能从经济动机演绎出来的一切都当做恰恰因此而在科学上毫无意义的“偶然性”，要么把经济事物的概念扩展到不可知的领域，以致所有以某种方式与外在手段相结合的人类利益都被纳入到那个概念之中。”
需要指出的是，韦伯并非全盘否定经济因素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他反对的乃是将经济因素作为一切力量中的决定性力量。
“无法测度的事件之流永无休止地流向永恒。”韦伯认为现实始终处于流变之中，因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亦是无法系统固定下来的。
基于此，韦伯对社会科学领域中广泛存在的对自然科学那种绝对理性的方法——将所有事件都化解为普遍有效的规律——之迷信进行批判。他直陈“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自然主义的观点仍然一直没有得到克服”。
理想典型
那么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是什么呢？韦伯提出了一个答案——理想典型（Idealytpus）。
它是通过单方面地提高一个或者一些观点，通过把散乱和不明显的、此处多一些彼处少一些、有些地方不存在的那种符合上述单方面地强调的观点的个别现象都综合成为一个统一的理想画卷而获得的。就其概念上的纯粹性而言，这一理想画卷不能经验地在现实中的任何地方发现，它是一个乌托邦，而对于任何历史工作来说就产生了一个任务，即在任何具体场合都要确认现实离那个理想画卷有多近或多远……
理想典型是这样一种方法，通过对现实做出理想化的叙述形成理想画卷，将这幅理想画卷与社会现实进行比较找出差距。韦伯认为历史学家“一旦尝试超越具体联系的单纯发现而确认哪怕是一个简单的个体性事件的文化意义，”就必然要借助“理想典型”。
有人认为，一个成熟的科学总是意味着对理想典型的克服，对此韦伯予以肯定。同时，他提出——“有一些科学是注定要永葆青春的，所有的历史学科都是这样，川流不息的文化之河不断为之提出新问题。”
总结来说，韦伯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是文化事件。横向上，这种文化事件只是现实的有限的一部分；纵向上，这种文化事件常新常变。理想典型为一种常用的研究方法。
阅读版本：
《社会科学方法论》马克斯·韦伯/著 李秋零 田薇/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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