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奥伊斯特拉赫
1973年自述
OCT
20
原载于2017年 《大剧院之友》 秋季刊
文章来源于网络
这段小提琴家大卫.奥伊斯特拉赫的自述，由亚伦.布里斯（Alan Blyth）采访与汇编于1973年的伦敦。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奥伊斯特拉赫先生在接受采访时向来表现得颇为腼腆，所以成章节的文字一直较为有限。此次受访之前，他刚刚在罗伯特.安德森（Robert Kinloch Anderson）的协作下完成了EMI系列唱片的录制。在布里斯的引导下，大卫的回答文辞质朴，基本都是对事实的平铺直叙，并不令人感到太意外。
访谈原载1973年《留声机》3月刊。
与那一代的许多音乐家一样，我的故乡也是敖德萨，五岁到十三岁间在那儿念完了音乐学院。最初是父亲鼓励我第一次端起小提琴。我母亲在当地歌剧院的合唱团里已经唱了30年，据说还曾于卡鲁索与男中音歌唱家蒂萨.鲁弗 （Titta Ruffo）等人同台演出过。
作为音乐学院阶段的最后检验，1926年在敖德萨我完成了普罗科菲耶夫《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的演出。当时作曲家也在台下聆听。当然，之前我在公众也演过一些东西。我的老师斯托利亚夫斯基常常将“在公众面前演奏”作为一项必要的考试，我还记得自己最早这么做是五岁半，1914年前后。之后，我就经常与同学一起演室内乐了。正式的登台是在15岁，我记得蛮清楚，巴赫的a小调协奏曲，一支弦乐四重奏组充当的伴奏；接着是塔尔蒂尼《魔鬼的颤音》，其余就记不太清了。我第一次与乐队合作拉的是柴可夫斯基的协奏曲，大约在1924或1925年。那时，我与一支学生乐队在外巡演，还担任了领队呢。实际上直到学业快完成时，我的演奏事业之路才刚刚起步。1927年，我在格拉祖诺夫的指挥下拉了两回他的协奏曲，在基辅与敖德萨两地。他对我非常友善，而且帮了许多忙。尽管那首协奏曲我格外地喜欢，至今却已很久没演奏过了。
1928年，奥伊斯特拉赫迎来了他早年最重要的机遇之一：与列宁格勒爱乐乐团首度联袂登台。
“那日子我记得再确切不过：10月10日。那是新一年乐季的开始，整个城里满是最知名的音乐家——西盖蒂、瓦尔特、佩特里和寇特斯等等。马尔考是那时的乐队指挥。他在敖德萨就听闻过我的名字，于是邀请我在新乐季拉头一场演出。乐队其实对我是持怀疑态度的，甚至说得上有点惊骇：马尔考为什么会请来这么一个乡下小伙子来合作？协奏曲拉的是柴可夫斯基，我可以高兴地说，即便那时自己还算不上太成熟，但演出多少是受欢迎的。一个月之后我再度被邀请，本计划在他的协奏下拉一场格拉祖诺夫，可惜那一年他离开了苏联，所以只得与另一位指挥家合作了。”
1929年，他开始向莫斯科“进军"：“第一场是在一个小小的厅，不过出席者都是小提琴家与小提琴教师。我觉得挺成功。第二年，我就获得了在哈尔科夫举行的乌克兰小提琴比赛第一名，那是我职业生涯的真正开端。从此我在整个苏联国内巡演，并于1933年获得第一次出国机会：去德国。不巧正是纳粹得势之时，所以被取消。” 他最大的名声大约是华沙的那次维尼亚夫斯基小提琴比赛。”那是小提琴界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国际级别的小提琴比赛，我得到了第二，第一名是十五岁的內弗。接着是布鲁塞尔的伊萨伊比赛，我第一名。不久我便收到了来自瓦尔特.里格的电报与一封信，希望我去哥伦比亚录音。遗憾的是没能实现，因为一直到1937年战争结束，我都无法离开苏联。在1930年的苏联，我已经完成了第一批录音。我至今还保留着一两个呢，
最近又在美国看到了它们，他们说那些特别稀有。我觉得瓦尔特.里格最早听到的一个录音就是萨拉萨蒂的《卡门幻想曲》。你问我现在对这些录音的看法吗，好吧，应该说技术还过得去，听起来也很新鲜与“自然”——一切像是轻松的流露，不过那些都是以技术本身而论（in a technical sense），我是说，现在听来色调上存在一定问题。这些年过去了，我相信自己的演奏已愈发成熟。最重要的是，这些唱片过后，我又与奥伯林、克努谢维茨基拉了相当数量的室内乐，与其他人的一些四重奏和五重奏合作也步步为营。重复次数最高的，要数舒伯特的八重奏了。四重奏我拉得较少，因为毕竟那是极其专业性的一块领域，要穷尽它兴许得花费一生的时间。”
1929年我开始向莫斯科发展，第一场是在一个小小的厅，不过出席者都是小提琴家与小提琴教师。我觉得那一场挺成功的。第二年，我就获得了在哈尔科夫举行的乌克兰小提琴比赛第一名，那是我职业生涯的真正开端。从此我在整个苏联国内巡演，并于1933年获得第一次出国机会：去德国。不巧正是纳粹得势之时，所以被取消。接着是华沙那次维尼亚夫斯基小提琴比赛，小提琴界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国际级别的小提琴比赛，我得到了第二，第一名是十五岁的內弗，随后是布鲁塞尔的伊萨伊比赛，我第一名。不久我便收到了来自瓦尔特.里格的电报与一封信，希望我去哥伦比亚录音。遗憾的是最后没能实现，因为一直到1937年战争结束，我都无法离开苏联。
在1930年的苏联，我已经完成了第一批录音。我至今还保留着一两个呢，最近又在美国看到了它们，他们说那些特别稀有。我觉得瓦尔特.里格最早听到的一个录音就是萨拉萨蒂的《卡门幻想曲》。你问我现在对这些录音的看法吗，好吧，应该说技术还过得去，听起来也很新鲜与“自然”——一切像是轻松的流露，不过那些都是以技术本身标准而论（in a technical sense），我是说，现在听来色调上存在一定问题。这些年过去了，我相信自己的演奏已愈发成熟。最重要的是，这些唱片过后，我又与奥伯林、克努谢维茨基拉了相当数量的室内乐，与其他人的一些四重奏和五重奏合作也步步为营。重复次数最高的，要数舒伯特的八重奏了。四重奏我拉得较少，因为毕竟那是极其专业性的一块领域，要穷尽它兴许得花费一生的时间。在EMI最早的录音嘛，我记得应该是在瑞士完成的那些。先是与厄尔林（Sixten Ehrling）合作的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接着就是西贝柳斯了。那段时期，我还录下了弗朗克与席曼诺夫斯基的奏鸣曲。1954年，没错，到英国的前一年。在英国我录下了哈恰图良的协奏曲（由作曲家自己指挥），还有布鲁赫和普罗科菲耶夫。接下来则是与富尼埃的勃拉姆斯二重协奏曲。实际上那已是我四次该曲录音中的第三回了：第一个与克努谢维茨基在列宁格勒，接着在布拉格，然后才是与富尼埃的那一版。近期其实还有一个，是我与罗斯特罗波维奇去克利夫兰在塞尔的指挥下录完的。我感觉喜欢后两个多一些。
决定涉足指挥后，我所迈出的第一步，是自指自演了莫扎特的G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当时我们录制它（和普罗科菲耶夫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的计划遇到一点困难。原定指挥普罗科菲耶夫的阿尔塞奥·加列拉（Alceo Galliera）不得已离开，去意大利赴约。我对此表示抗议，但他偏偏说整个乐队都挺喜欢我，你们一定能协作好的。于是这场由我指挥了，而最终结果也证明，一个来小时大家就能磨合得不错，我今天还真心喜爱着这个录音呢。自然，新一版的普罗科菲耶夫协奏曲嘛，我也相当喜欢的，只是问题在于，当你重复演奏一部作品，多少是冒着（译者注：与自己较劲的）风险的。在录音这件事上我往往开心不起来——在各种意义上，就是说：如果它们听起来不够好，我不满意；如果足够好，我又担心下回没法发挥得那么棒。我所尝试的第一批曲目还包括勃拉姆斯第二交响曲、普罗科菲耶夫的一首协奏曲与柏辽兹《哈罗德在意大利》。那是在十年前的莫斯科。很快，苏联国内外我都指挥了几次，有时吧，是拉半场协奏曲（另一位指挥协奏），自己指挥半场的套路，只有少数情况比如贝多芬，我会边独奏边指挥。
我一直都希望能指挥，但年轻时找不到机会发展这项爱好，主要由于忙于小提琴的独奏合约。不过我觉得自己是有点天赋的，起码指挥了那场莫扎特后，我来了感觉。后面一次，原定于我与克努谢维茨基合作勃拉姆斯二重协奏曲，可那次排练的指挥姗姗来迟，于是我接过指挥棒，干了整整三刻钟的“活儿”，而乐队看起来....是在跟着我走的。哦对了，还有另一次，是我为儿子伊戈尔指挥，效果还行，在场的几位指挥家都表示说我做这事儿没什么问题。不过迄今我仍未指挥过歌剧，虽然邀约是不少的。我常会自问，应不应该去接一些这样的机会，因为歌剧毕竟是一门完全不同的艺术。眼下，我先答应了柏林国家歌剧院在1975年春指挥《尤金.奥涅金》。
做不做指挥是另一回事，但小提琴演奏毕竟还是重心。会不会对那些“常规曲目”感到厌烦？哪里的话！除非与一支太糟糕的乐团合作！话说回来，我总想在传统曲目库之上发掘出一些新的意味，同时也愿意尝试一些不太有人拉的东西，比如米亚斯可夫斯基那首优秀的协奏曲。说来奇怪，我在祖国的第一份录音恰好选了这一首呢——Decca公司的俄版78转黑胶 。它的前两个乐章分外有趣。那是作曲家献给我的曲子，而我今天一再地把它传授给了自己的学生。我在莫斯科的学生大概有17位之多。另一首在我看来同样是被悲哀地忽视了的好作品：塔涅耶夫《协奏组曲》（Suite de Concert），与马尔考我合作过一次绝妙的录音。如今，只好期待他们哪天再版一回吧......此外，我还钟情于埃尔加的协奏曲，沃尔顿的小提琴和中提琴协奏曲也都特别喜欢。
我拥有两把斯特拉迪瓦里，其中一把是自己的最爱，不过今年夏天轮到了它的“休息期”。当我拿起另一把，同样会惊讶于它的音色，并不解地自问：以往为何不多用它一些呢？音乐之外，我最热爱的一项“运动”是下棋：我经常和普罗科菲耶夫下，弄得他后来基本都不想玩了。因为这种游戏会令他十分紧张，接下来彻夜睡不好，第二天也就没法好好工作了。现在我还是会与同事一起玩棋。我当然是喜欢乡村的，并希望将自己所有的假期耗在那儿，特别是波罗的海沿岸；我们在莫斯科郊外也有一栋房子，不过要把那儿全部打理好的话，我妻子觉得会太费事，所以，干脆把房子交给了伊戈尔一家，直到他购置自己的住所为止。今年我们都会呆在莫斯科，不再出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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