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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国际芭蕾日，今年又是上海芭蕾舞团成立四十周年，特刊发原上芭小提琴家、原上海大剧院艺术总监钱世锦先生的回忆文章*，披露一段上芭鲜为人知的芭蕾外交，同时祝上芭迈向更为辉煌的未来。
1970年代，“文革”之风甚嚣尘上，中国外交却真正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以“乒乓外交”为契机，中美关系朝着建交的目标“迅跑”；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秘密的越过自己亲密的东洋伙伴，直闯北京紫禁城，这股冲击波所引起的反响在日本列岛“非同小可”。
于是，形势骤变，7月7日，田中角荣登上日本首相的宝座；接着他发表了“要加紧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讲话，这一主张立即得到了自民党内大平、三木和中曾根派的支持，形成了“主流”。同时日本国内要求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呼声也日趋高涨……
就在此时，以上海舞蹈学校《白毛女》剧组为主体的中国上海舞剧团200余人，由时任中日友协副秘书长的孙平化同志率领，转道香港飞赴东京，开始演出。后来，这也被史学家戏称为“芭蕾外交”。
那时，我正好在《白毛女》剧组拉小提琴，也算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赴日前，舞剧团曾先行出访过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回北京后，又在北纬旅馆进行了一段“思想、业务上集训”。听说要去资本主义的日本，大家心中又好奇又害怕。
“文革”中，“左”的一套相当厉害，我们这些被批准出国的“幸运者”不得不处处小心，生怕中途出点什么差错被抓住“把柄”，然后被“勒令回家”。出发前，除了一再严明纪律，诸如到日本后不准随便走出饭店、不准看电视、在房内谈话得先打开浴室内的水龙头以防窃听之外，又听了几次对日本情况的介绍。
说实在的，当时许多人还真是不理解此次上海舞剧团赴日本演出，在新中国外交史上有怎样的“历史意义”，我们大部分人不无虔诚的重复着“出去是打‘政治仗’；宣传‘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搞好演出就是最大的政治”等口号，今天想起来，这大概也是那个时代赋予我们的“思维方式”吧！
如此庞大的演出团体东渡日本，理所当然的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日本各大报纸、电台、电视台均竞相刊登或报道上海舞剧团访日的种种新闻和评论。《朝日新闻》写道：上海舞剧团“这次演出必将在日中交流史上揭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页”。
另一位长期从事日中友好事业的松山芭蕾舞团团长清水正夫先生后来回忆说：“眼前突然展现出来的明朗气氛在（松山芭蕾舞团）团员们当中也显现出来了。我和松山长期以来一直把和中国友好作为奋斗目标；这一努力终于迎来了太阳升起的时候……”清水当时留着一把大胡子，据说他曾发誓不亲眼目睹中日邦交正常化就不把胡子刮掉！
当时的日媒对这次演出的报道
另一方面，针对上海舞剧团的访问，反对恢复邦交的日本你“右翼”势力活动也十分猖獗。在我们下榻的东京新大谷饭店和演出地日生剧场周围，不断有反对日中亲近的宣传车开来开去，总是那几个人站在车上挥舞旗子，举着标语牌，对着话筒哇哇的叫喊，骚扰、影响我们的休息和演出。
2008年胡锦涛访日期间特地前往松山芭蕾舞团看望清水正夫先生，清水在不久后的6月25日去世
日本接待方面的友好人士组织了强大的队伍，支持、保护舞剧团工作的正常进行，其中松山芭团的朋友们特别令人感动。为了防止暴徒在剧场里扔燃烧弹破坏公演，清水哲太郎、外畸芳昭、田中俊行等日本芭蕾舞演员都穿着《白毛女》中的演出服，化好妆，戴着手套，提着浸过水的毛毯，站在舞台两侧，随时准备冲上台去应付意外事故。
孙平化团长的活动我们几乎都是从报纸上了解的。几十年后，当再看到刊载这些消息的报纸、杂志时，我们忽然懂得，当年那些拜会、谈话、应酬有着多么重要的历史意义；我才明白，中日双方为恢复邦交进行的多次接触所汇成的历史长河是怎样流淌过来的——
7月12日，舞剧团抵日后的第二天，主办方在新大谷酒店举行欢迎酒会。中间我们突然发现主桌前闪光灯亮个不停，不少人都在往前拥挤，待我们也挨到前面时，才看到刚被任命为内阁大臣的中曾根康弘，正在和主桌前的宾主双方握手呢！他一阵风似的到来，几分钟后又匆匆离开，要的就是一张自己和孙平化握手的照片？！
7月14日，上海舞剧团在日生剧场首演《白毛女》，三木武夫，中曾根康弘两位大臣出席观看。据当时在场的清水正夫回忆：“休息时在一片‘隆重的开展日中文化外交’声中，孙平化团长和（中国）驻日代表肖向前两位老搭档和自民党、社会党、公明党的代表们以及日本政府的重要人物一起进行了‘走廊外交’。”
7月16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会见了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后来，老资格的日本问题专家张香山同志发表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后》一文，里面写道：“佐佐木说，田中的决心很大，要以自己的双手恢复日中邦交。周总理说，首相来或者派大臣来，北京的机场是敞开的。”同一天，在日本东京，孙平化团长看望了家住中野区上鹭官，为日中友好事业呕心沥血的已故松村谦三先生的家属，表达了“饮水不忘掘井人”的思念之情。
7月17日，上海舞剧团全体人员到中日贸易备忘录东京联络处做客，该处成立时曾被不少华侨尊称为“大使馆”，当时的主任即是肖向前同志。中日两国艺术家在联络处的花园里举行了联欢会。日本新闻媒介用许多照片、文字报道了这一场面，为中日友好的主旋律增添了欢乐的色彩。
7月19日，舞剧团利用休息时间游览了箱根山下的芦湖风景区，在人民中间播撒中日友谊的种子。
7月20日，孙平化、肖向前二位又与日本各党派的主要负责人大平正芳、三木武夫、藤山爱一郎及有“日本基辛格”美称的竹人义胜等政治家会面，再次进行了日本记者称为的“政治接触”。
1972年8月，上海舞蹈学校演出队以“中国上海舞剧团”名义访问日本，在大阪的两场演出中均有《黄河》钢琴协奏曲。担任AB角的独奏和指挥分别是：许斐平/吕其明（这是非常罕见的他的指挥经历的见证），李名强/陈燮阳。
唱片由哥伦比亚唱片公司日本分公司根据现场实况制作。每张上都有“见本盘”字样，“见本”在日文中即“样本”之意。据悉只刻了200多张作为礼物送给中国访日代表团成员而未作商业发行。这是仅有的70年代中国班底演奏《黄河》协奏曲立体声录音。每张唱片上保留了演出前的中日文女声报幕，介绍了黄河协奏曲——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并报出了独奏者和指挥。据了解，指挥家陈燮阳持有访日演出中《白毛女》的实况录音开盘带。
当舞剧团结束了东京的演出，前往大阪、京都、神户、名古屋等地期间，各个小组都传达了周恩来总理对上海舞剧团的指示：舞剧团舞起来；孙平化平地起春雷；肖向前向前进！我们当时似乎已隐约感觉到不久的将来会有重大事情发生。
8月上旬，我们返回东京，在一次招待会上，听到了中日双方已商定“上海舞剧团回国时将会乘飞机从东京直航上海”的消息。无疑，这个消息让我们振奋。出门多月，大家都盼着回家时不要再像来时那样劳顿。果然，几天后日本报纸就登出了东京飞上海的航线图及已有日本飞机试航的报道。
8月11日，大平外相会见孙平化团长，“转达了田中希望访华的意愿。”“周总理接到孙平化的报告后……经研究，决定授权姬鹏飞外长发表声明：周总理欢迎并邀请田中访华。”
松山芭蕾舞团自上世纪50年代起访华10余次，清水正夫夫妇受到毛主席接见
8月15日，舞剧团回国前夕，田中首相会见孙平化、肖向前，并表示“感谢总理邀请”。看来，一切都在加紧运作之中。
8月16日，上海舞剧团分乘由日本航空公司和全日本航空公司提供的飞机从东京直飞上海，如此举动在二战之后中日两国之间还是第一次。我们乐队坐的是一架全日空DC-9。天控异常晴朗，机头前驾驶窗两侧插着中日两国国旗。应日方要求，全体人员又分别在各自乘坐的飞机前合影。当摄影师要大家挥手照相时，我们都情不自禁的欢呼起来。
上海芭蕾舞团前身上海舞蹈学校演出队表演《白毛女》片段
上海舞剧团回国一个月后，9月25日，田中首相一行飞抵北京。经过长时间的会谈，29日，两国总理签署了《联合声明》，中日两国的关系从此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说来也许可笑，尽管我在上面林林总总地罗列了一大串发生在40多年前上海舞剧团访日时的“事情”，但说到底，我们这些演员、演奏员都还只是一群“门外汉”，不曾也不可能参与其中真正的邦交活动。不过，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们对“这件事”本身，对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总方针是非常拥护的，因此，也就会对自己曾经在这个“事件”中充当过“一颗小小的螺丝钉”而感到自豪。
*原文全文刊载在《档案春秋》杂志
作者小档案
钱世锦
1990年10月14日，上海交响乐团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首秀时钱世锦与大提琴家马友友合影
原国家大剧院特邀顾问、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顾问，现为中国音乐剧协会顾问、苏州文化艺术中心艺术顾问、上海戏剧学院客座教授。
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小提琴演奏专业，之后进入上海市舞蹈学校《白毛女》剧组（后改制成上海芭蕾舞团）乐队，曾撰写多部芭蕾舞剧的文学台本。
1985年调入上海交响乐团，先后任艺术室主任、团长助理、总经理。
1988年赴美国考察乐团、深入了解剧院管理。
1991年改任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公司副总经理，参与策划了“上海国际芭蕾舞比赛”“上海国际哑剧节”“上海国际艺术节”等大型演艺专案的实施。
1996年7月加入了上海大剧院的建设队伍中，历任副总经理、艺术总监、艺术顾问。负责策划设计大剧院的开幕及之后演出的剧节目工作，策划实施了《阿依达》、《浮士德》、《漂泊的荷兰人》等经典歌剧的中国首演。
2001年后，着力推进西方音乐剧的引进和普及，率先实践了《悲惨世界》、《猫》、《剧院魅影》、《狮子王》、《妈妈咪呀》等经典音乐剧的中国首演。
已出版的著作有《世界芭蕾舞剧欣赏》、《走进上海大剧院》、《音乐剧在上海》（部分执笔）、《大剧院的台前幕后》、《芭蕾欣赏十八讲》、《芭蕾音乐剧经典选读》、《剧院管理务实十六讲》（主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