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人类的融合统一
1、历史的方向
人类几乎从出生到死亡都被种种虚构的故事和概念围绕，让他们以特定的方式思考，以特定的标准行事，想要特定的东西，也遵守特定的规范，这种人造的直觉就是“文化”。
20世纪前半叶，学者认为每种文化都自成一格、和谐共存，而且都有独特的不变本质。每一群人都会有自己的世界观，和社会、法律及政治系统，而且各自运作顺畅，就像是行星绕着太阳一样。据这种观点，文化只要独立不受影响，就朝向原本的方向持续下去。直到出现了外界力量干预，才会造成改变。
只要环境或邻近的文化改变，文化就会有所改变及因应。除此之外，文化内部也会自己形成一股改变的动力。就算是环境完全与外界隔绝，生态也十分稳定，还是无法避免改变。如果是物理学的法则，绝不会有不一致的例外情形，但既然这些是人类自己想象创造出的秩序，内部就会有各式各样的矛盾。文化一直想消弭这些矛盾，因此就会促成改变。
例如，中世纪欧洲的贵族既信奉天主教，又要遵守骑士精神。这种价值观的矛盾从来没办法完全解决，但欧洲的贵族、教士、平民试图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的文化就随之改变。其中一次试着处理，结果引发了十字军东征。对于骑士来说，东征既能展现武力上的长材，也能展现宗教上的虔敬，可说是一石二鸟。同样的矛盾也带来了种种骑士修会的成立，想让基督教和骑士理想更是合为一体。中世纪艺术和文学也常谈到这种矛盾，亚瑟王与圣杯的传奇便是一例。亚瑟王的宫廷总想告诉我们，优秀的骑士也该是个好的基督徒，而好的基督徒也能成为最优秀的骑士？
另一个例子是现代的政治秩序。法国大革命后，全球逐渐同意“自由”和“平等”都是基本的价值观。然而这两者根本就互相抵触！想要确保“平等”，就得限制那些较突出的人；而要人人都能“自由”，必然影响所有人的平等。自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全球政治史可以说是讲述着要如何解决这种矛盾。
正如中世纪无法解决骑士精神和基督教的矛盾，现代社会也无法解决自由和平等的冲突。但这不是什么缺点。矛盾本来就是每个人类文化无法避免的，甚至还可以说是文化的引擎，为人类带来创意、提供动力。就像两个不和谐音让音乐往前进，人类不同的想法、概念和价值观也能逼着我们思考、批评、重新评价。一切要求一致，反而让心灵呆滞。
如果说每个文化都需要有些紧张、有点冲突、有无法解决的两难，才能让文化更加精彩，那么身处任何文化中的人就都必然有些互相冲突的信念以及互相格格不入的价值观。一般认为认知失调是人类心理上的一种问题，但其实是一项重要的特性，如果人真的无法同时拥有互相抵触的信念和价值观，可能所有的文化都将无从建立，也无以为继。
人类文化一直流动不休。但这种流动是完全随机，或者有个整体模式？换句话说，历史有个大方向吗？
答案是肯定的。几千年来，我们看到规模小而简单的各种文化逐渐融入较大、较复杂的文明中，于是世界上的大型文化数量逐渐减少，但规模及复杂程度远胜昨日。当然这是从宏观层面来看的粗略说法，如果从微观层面来看，每次几个文化融合成大型文化的时候，也可以看到大型文化的破碎解离。比如蒙古帝国，曾经雄霸亚洲甚至征服了部分欧洲，最后还是分崩离析。又像基督教，虽然信众数以亿计，但分裂成无数教派。拉丁文一度流通中西欧，最后转化成各种当地方言，演化出各国的语言。然而，合久必分只是一时，分久必合才是不变的大趋势。
更长期整体的趋势，鸟瞰高度便有不足，必须拉高到类似太空间谍卫星的高度，看的不是几世纪，而是几千年的跨度。这种高度能够让我们一目了然，知道历史趋势就是走向分久必合。至于前面基督教分裂或蒙古帝国崩溃的例子，就像是历史大道上的小小颠簸罢了。
想清楚看到历史的大方向，最佳的办法是看看不同时期地球上有多少种同时共存的文化。我们现在常认为整个地球是一个单位，但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地球其实像是星系，各个人类文明各自构成不同的世界。
地球上到底曾经有多少不同的人类世界共存？大约在公元前10000年，地球上有数千个人类文明。但到公元前2000年，这个数字已经只剩下数百个最多也只有两三千个。至于到了公元1450年，这个数字更是急遽下降。
然而，全球文化虽然单一，却非同质。就像是单一的有机体有许多不同的器官和细胞，单一的全球文化也包含着许多不同类型的人和生活方式。严格来说，真正的“文明冲突”其实是“聋子式的对话”，也就是双方都不知道对方在讲什么。
我们常说有某些文化比较“纯正”，有最古老的传统，但全球早已没有纯正的文化。在过去几世纪，全球化浪潮翻腾汹涌，几乎让所有文化改头换面，再也难窥原貌。
全球融合关键的阶段就是过去这几个世纪,各大帝国成长，全球贸易强化，亚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的人类形成紧密连接。智人从演化学到了区分“我们”和“他们”。自己身边的这群人就是“我们”，所有其他人就是“他们”。
公元前的1000年间，出现了三种有可能达到全球一家概念的秩序，相信全球的人类“在一起”，由同一套规则管辖，让所有人类都成了“我们”（至少有这个可能）。这三种全球秩序，首先第一种是经济上的货币秩序，第二种是政治上的帝国秩序，而第三种则是宗教上的全球性宗教，像是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商人、征服者和各教先知是最早跳出“我们”和“他们”这种二元区分的人。对商人来说，全球就是一个大市场，所有人都是潜在的客户。想建立起的经济秩序应该要全体适用、无处不在。对征服者来说，全球就是一个大帝国，所有人都可能成为自己的属民。对各教先知来说，全球只有一个真理，所有人都是潜在的信徒，所以他们试着建立起某种秩序，希望无论谁都能适用。
2、金钱的味道
这里说的钱是概念，而不只是硬币或钞票。钱让我们能够快速、方便地比较不同事物的价值（例如苹果、鞋子甚至离婚这件事），让我们能够轻松交换、容易累积财富。大部分的钱也不是以硬币或钞票的方式存在。全球金钱总和为60兆美元，但所有硬币和钞票的金额总共不到6兆美元，所有的钱超过九成只是显示在计算机上的数字而已。
金钱并不是物质上的现实，而只是心理上的想象。人们之所以愿意如此，因为他们接受了这个集体的想象。“信任”是所有金钱形式最基本的原料，金钱是有史以来最普遍最有效的互信系统。正因为“信任”这件事如此关键，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金融体系会与政治、社会和意识体系如此紧密相连，为什么金融危机往往是由政治发展引发，为什么光是股票交易商某个早上的感觉就能影响股市的涨跌。
   古罗马的硬币广受信任，甚至在帝国以外，大家收集迪纳厄斯银币也是毫不手软。…出现了跨国家、跨文化的货币区之后，终于奠定整个亚非世界统一的基础，最后让全球都成了单一经济和政治领域。
千百年来，哲学家、思想家和宗教人物都对钱嗤之以鼻，称钱为万恶的根源。但就算真是如此，钱同时是人类最能接受的东西。比起语言、法律、文化、宗教和社会习俗，钱的心胸更为开阔。
金钱制度有两大原则：
A.万物可换：让你把土地转为手下的忠诚，把正义转为健康，把暴力转为知识。
B. 万众相信：有了金钱作为媒介，任何两个人都能合作各种计划。
就是因为这两大原则，让数百万的陌生人能够合作各种贸易和产业。然而，这些原则还是有黑暗的一面。如果一切都能换成金钱，就可能伤害当地传统、亲密关系和人的价值，让冷酷无情的供需法则取而代之。
一直以来，人类社会和家庭的维系靠的是“无价之宝”，像是荣誉、忠诚、道德和爱。于是，人类的经济史就像跳着微妙的舞步。我们用金钱来促进与陌生人的合作，但又害怕这会破坏人类的价值和亲密的关系。一方面，我们想打破限制金钱和商业流动的社会大坝；另一方面，我们又不断筑起新的大坝，希望保护社会、宗教和环境免受市场力量的奴役。
想知道原本成千上万的独立文化是如何逐渐相连、形成今天的地球村，虽然黄金和白银影响深远，但别低估了刀剑的力量。
3.帝国的愿景
《堂·吉诃德》的作者塞万提斯曾写过一篇名为“努曼西亚围城”的悲剧，虽然以努曼西亚的毁灭作结，但预示着西班牙未来的伟大愿景。1882年，努曼西亚遗址列为“国家纪念遗址”，成为西班牙爱国者的朝圣地。直到今日，努曼西亚仍然是西班牙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典范、年轻人心中的丰碑。
然而，西班牙人歌颂努曼西亚用的西班牙文，却是源自小西庇阿使用的拉丁文，属于凯尔特语系的努曼西亚语已经失传。那些缅怀着努曼西亚英雄主义的西班牙志士们，往往也是古罗马天主教会的信徒。同样，现代的西班牙法律源于古罗马法，西班牙政治是以古罗马为基础；西班牙美食和建筑多半根源于古罗马，而不是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凯尔特人。在现在的西班牙，努曼西亚除了遗址之外，其实没有什么真正留下。这则故事本身，还是靠着古罗马历史学家的著作才流传了下来，胜利者才保留下了战败者的记忆。
这种情节不太符合我们的品位，我们爱的是反败为胜，是小人物的胜利。然而，历史就是没有正义。多数过去的文化，遭到某些无情帝国军队的蹂躏，最后在历史上彻底遭到遗忘。而帝国本身最后将崩溃，留下丰富而流传千古的遗产。在21世纪，几乎所有人的祖先都曾经属于某个帝国。
究竟帝国是什么？帝国是一种政治秩序，有两项重要特征：
   第一，帝国统治着许多不同的民族，各自拥有不同的文化认同和独立的领土。多少民族才算数？两三个民族还不够，而二三十就算很多；成为帝国的门槛，大概就介于两者之间。
   第二，帝国的特征是疆域可以灵活调整，可以几乎无限扩张。帝国不需要改变基本架构和认同，就能够纳入更多其他国家和领土。
   像这样的文化多元性和疆界灵活性，不仅让帝国独树一格，更让帝国站到了历史的核心。正是这两项特征，让帝国能够在单一的政治架构下纳入多元的族群与生态区，让越来越多人类与整个地球逐渐融合为一。
这里要特别强调，帝国的定义就只在于文化多元性和疆界灵活性两项，至于起源、政府形式、领土范围或人口规模则并非重点。并不是一定要有军事征服才能有帝国，像是雅典帝国的起源就只是有一群人自愿结成联盟，哈布斯堡帝国则是因为许多精心安排的联姻，交织形成如蛛网般的关系。此外，帝国不一定要有个专制的皇帝。史上规模最大的大英帝国，就属于民主政体。其他采用民主（至少共和）政体的帝国，还包括现代的荷兰、法国、比利时和美国，以及前现代的诺夫哥罗德、古罗马、迦太基和雅典。
此外，帝国的规模也并非重点。就算规模小之又小，也可能符合帝国的定义。像是雅典帝国，就算在国力的巅峰，面积和人口还是远远不及今日的希腊。以及阿兹特克帝国，面积也不如今天的墨西哥。但尽管如此，以上两者还是足以称为帝国，反而是现代的希腊和墨西哥不合定义。原因就在于雅典和阿兹特克都降服了几十甚至数百个不同的政体，而希腊和墨西哥并未做到。其中，雅典统治了超过100个曾经独立的城邦，而阿兹特克帝国如果其税收记录可靠，更是统治了371个不同的部落和民族。
帝国正是造成民族多样性大幅减少的主因之一，将许多民族独特的多样性逐渐夯平，整合制造出他们更大的新群体。邪恶的帝国？现代对于帝国的批评通常有两种：
A. 帝国制度就是行不通。长远来看，征服许多不同的民族，统治起来一定难有效率。B.就算能够有效统治，这种做法也不道德，因为帝国正是造成各种毁灭和剥削的邪恶引擎。每个民族都有自决的权利，不该受到其他民族控制。
从历史的角度看，第一点完全没道理，第二点满是问题。事实，帝国在过去2500年间一直是全球最常见的政治形式，大多数人都活在帝国政体之下。此外，帝国政体其实非常稳定，多半时候要打倒反叛军根本不成问题。帝国之所以会倾覆，通常是因为有外部侵略或是内部统治精英的内斗。相对而言，被征服者奋起追求自由、对抗帝国统治，向来记录都很差，他们多半都是持续臣服长达数百年之久。通常这些民族就慢慢被帝国消化，最后自己独特的文化也烟消云散。
举例来说，西古罗马帝国在公元476年遭到日耳曼人推翻，但是他们过去数百年来征服的努曼西亚人、阿尔维尼人、赫尔维蒂人、萨莫奈人、卢西塔尼亚人、翁布利亚人（Umbrians）、伊特鲁里亚人，以及其他数百个被遗忘的民族，并没有从帝国的余烬中恢复重生，就这样默默消失。这些民族虽然曾经属于各自的国家认同，讲着各自的语言，敬拜着各自的神，流传着各自的神话，但现在他们血缘上的后代在想法、语言、信仰上都已经是完全的罗马人。
   很多时候，某个帝国崩溃了，并不代表归属民族能独立。而在帝国瓦解或遭到驱逐之后，由新的帝国取而代之继续统治。这一点最明显的例子在中东，现在中东同时存在各种独立的政治实体，彼此之间的边界模模糊糊，但这是过去几千年间几乎前所未有的情形。上一次中东情势如此暧昧不明，已经是公元前8世纪、将近3000年前的事了！自从公元前8世纪兴起新亚述帝国，一直到20世纪中叶英法帝国解体，中东地区一直是像接力棒一样由一个帝国传给下一个帝国。如果大卫王穿越时空来到今天最正统的犹太教堂，却看到信众穿的是东欧的衣服，讲的是德国的方言、不断争论由巴比伦文字写成的教条（犹太法典），想必是十分傻眼。
要建立和维系帝国，确实通常就有惨烈的屠杀，幸存者也会受到残酷的压迫。帝国的标准配备，常常就包括战争、奴役、驱逐和种族屠杀。然而，帝国也不是完全有害无益。…帝国四处征服、掠夺财富之后，不只是拿来养活军队、兴建堡垒，同时也赞助了哲学、艺术、司法和公益。现在人类之所以有许多文化成就，常常背后靠的就是剥削战败者。就算我们不要只看精英文化和高级艺术，而将重点转向一般人的世界，还是会发现帝国遗痕在现代文化几乎无所不在。
这是为你们好—
由萨尔贡大帝所建立的阿卡德帝国（约公元前2250年）是我们最早有确切数据的帝国。萨尔贡发迹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基什，是这个小城邦的邦主。经过短短几十年，他不仅征服了所有美索不达米亚的城邦，还夺下在美索不达米亚中心地带之外的大片领土。所统治的区域从波斯湾延伸到地中海，涵盖现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大部分地区，还包括一部分伊朗和土耳其的土地。在接下来的1700年间，亚述、巴比伦和希泰的国王都以萨尔贡为榜样，吹嘘着自己也征服了全世界。到了大约公元前550年，波斯的居鲁士大帝更是吹牛皮吹得让人印象深刻。这些波斯人对外邦说：“我们之所以征服你们，是为了你们好。”居鲁士希望他统治的属民都爱戴他，希望其他国家民族都愿意臣服在波斯帝国下，而最著名的创举就是允许被流放到巴比伦的犹太人返回犹太家园重建圣殿，甚至还提供经济援助。居鲁士自认为不只是个统治犹太人的波斯国王，也是犹太人的国王，因此要照顾犹太人的福祉。
这种“统治全世界，为所有人类福祉而努力”的想法让人耳目一新。居鲁士的帝国思想与这些排外的民族相反，展现的是包容，而且无所不包。虽然居鲁士还是会强调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种族和文化差异，但认为整个世界基本上为一体，同样一套原则可以适用于所有时间地点，而且所有人类应互相负责。
这种新的帝国思想从居鲁士和波斯人传给了亚历山大大帝，再传给希腊国王、古罗马皇帝、穆斯林哈里发、印度君主，最后甚至还传给苏联总理和美国总统。这种良性的帝国思想让帝国的存在合理化，不仅让属民打消了反抗的念头，独立的民族也不再反抗帝国的扩张。除了波斯帝国外，世界其他地区也各自独立发展出了类似的帝国思想，特别是在中美洲、安第斯地区以及中国。根据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人间的种种政治权威都来自“天”。老天会挑选最优秀的个人或家族，赋予“天命”，让他们统治天下，为黎民百姓谋福利。这样说来，所谓君权就该行遍天下。
现代西方认为所谓公义的世界应该由各个独立的民族国家组成，但古代中国的概念却正好相反，认为政治分裂的时代不仅动荡不安，而且公义不行。这种看法对中国的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每次一个帝国朝代崩溃，这种政治理论主流就让各方竞逐的势力不安于各自为政，而一心追求统一。而且事实证明，最后总能统一，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当“他们”成了“我们”-----
常常正是帝国本身刻意加速传播各种思想、制度、习俗和规范。原因之一，是这样统治容易。如果帝国的每个小地区都各有一套法律、文字、语言和货币，治理就非常困难。标准化绝对可说是皇帝的一大福音。
第二个原因的重要性也不容小觑，帝国积极传播共同的文化，就能强化它们的合法性。至少从居鲁士和秦始皇开始，帝国不管是铺路或是屠杀，都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有的说是传播较高等的文化，也有的说这对被征服者的好处比起征服者更多。
至于这些好处，有时候确实显而易见（例如都市规划、统一度量衡），但有时候也十分可疑（像是税收、征兵、崇拜皇帝）。只不过，多数帝国精英仍然一心相信，自己是为了所有帝国子民的整体福利而努力。在中国的统治阶级眼中，各个邻国及四方诸侯都是生活水深火热的蛮夷之邦，天朝中国应该泽被四方、广传华夏文化。所谓的天命为的不是剥削掠夺整个世界，而是要教化万民。
公元前3世纪的孔雀王朝，也认为自己必须负起责任，将佛法传播到无知的世界。穆斯林哈里发肩负着神圣的使命，要传播先知的启示，虽然最好是以和平的方式，但必要的时候不惜一战。至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帝国，他们声称自己到印度和美洲不是为了财富，而是要让人改信真正的信仰。号称日不落国的大英帝国，号称传播着自由主义和自由贸易这两大福音。苏联人更觉得责无旁贷，必须协助推动这个历史的必然，从资本主义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乌托邦。至于现代许多的美国人，他们也认为美国必须负起道义责任，让第三世界国家同样享有民主和人权，就算这得靠巡航导弹和F-16战机，也是在所不惜。
帝国所传播的文化理念很少只来自那一小群的统治精英。正由于帝国思想的理念常常在于普遍和包容，所以帝国的统治精英比较容易接纳不同的概念、规范和传统，而不会死硬坚持着萧规曹随的陈习。虽然也有些皇帝曾试着要回归自己的根源，让帝国的文化单纯一些，但多数帝国已经从被征服的民族吸收了太多文化，而形成混合的文明。像是古罗马帝国的文化，里面希腊文化的成分几乎不亚于古罗马文化。阿拔斯王朝帝国文化融合了波斯、希腊和阿拉伯文化。蒙古帝国文化几乎就是中国的翻版。至于对美国这个帝国来说，有着肯尼亚血统的总统奥巴马可以一边吃着意大利比萨，一边看着他最爱的英国史诗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讲的还是阿拉伯反抗土耳其的故事。
同化的过程常常带着痛苦和创伤。要放弃熟悉且深爱的地方传统并不容易，而要了解及采用新的文化也同样困难而令人深感压力。雪上加霜的是，等到帝国的属民千辛万苦终于接受了帝国文化，可能也是在数十年甚至数百年以后，帝国的精英才能把他们看成是“我们”。从征服到接受之间的数个世代，就这样形成了失落的一群.
有一则著名的逸事，讲的是有个印度人雄心勃勃，把英语学得无懈可击，他把这一切学好之后前往英格兰，在伦敦大学学院读法律，成为一名合格的律师。然而，后来这个年轻人到了英属南非，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却因为坚持自己该坐头等车厢，便被赶下火车。这个人就是甘地。
在某些案例中，文化的涵化与同化终于打破了新成员和旧精英之间的障碍。被征服者不再认为帝国是外来占领他们的政体，而征服者也真心认为这些属民是自己帝国的一员。…
阿拉伯帝国公元7世纪中叶成立的时候阶层分明，上层是执政的阿拉伯–穆斯林精英，下层被压制的则是埃及人、叙利亚人、伊朗人和柏尔人，既非阿拉伯人，也非穆斯林。…到了20世纪，殖民地接受西方价值观之后，开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之身，用同一套向殖民者要求平等的权利。许多反殖民斗争高举着民族自决、社会主义和人权的大旗，而这些概念正来自西方。
过去埃及人、伊朗人和土耳其人采纳并调整了来自阿拉伯征服者的帝国文化，今天的印度人、非洲人和中国人也是接受了许多过去西方帝国占领后留下的文化，并且各依自己的需求和传统调整吸纳。
历史上的好人和坏人—
现代的印度仍然像是大英帝国的孩子。虽然英国人杀害、伤害、迫害了印度人，但英国人统一了印度大陆上原本错综复杂而互相交战的王国、公国和部落，建立起共同的民族意识，并形成一个或多或少以单一政治实体来运作的国家。英国人奠定了印度司法系统的基础，创立了印度的行政架构，还建立了对经济整合至关重要的铁路网。西方民主以英国为代表，而印度独立后也是以西方民主制度作为其政府形式。
今天有多少印度人认为，为了去除帝国的一切，就该让大家来投票，看看是否应该抛弃民主、英语、铁路网、司法系统、板球和茶？光是“投票”这件事，也得感谢殖民者的教导？
就算我们完全去除某个残暴帝国的遗绪，希望重建并维护之前的“纯正”文化，很有可能最后恢复的也不过是更之前、没那么残暴的帝国留下的文化。
全新的全球帝国---
没有人真正知道该如何解决文化遗绪这个棘手的问题。无论采取哪一种方式，第一步就是认清这种两难的复杂程度，知道历史就是无法简单分成好人和坏人两种。
时间来到21世纪，民族主义正在迅速失去地位。越来越多人相信，真正的政治权威应该是来自所有人类，而不是某个特定国籍的成员，而人类政治的方向也该是保障人权，维护全人类的利益。
到了2014年，世界政治基本上仍是各行其政，但国家的独立性正在迅速消失。没有任何国家能够行使真正独立的经济政策，任意发动战争，甚至连国家内政也无法完全独立决定。各国也得遵守全球在财政、环保和法律上的标准。资金、劳动力和信息构成一股无比强大的潮流，翻转并形塑着现在的世界，国家本身的疆域和意见已经逐渐失势。
我们眼下正在形成的全球帝国，并不受任何特定的国家或族群管辖。
4、宗教的法则
我们常认为宗教造成的是歧视、争端、分裂。但在金钱和帝国之外，宗教正是第三种让人类统一的力量。因为所有的社会秩序和阶级都只是想象的产物，所以它们十分脆弱，而且社会规模越大，反而就越脆弱。而在历史上，宗教的重要性就在于让这些脆弱的架构有了超人类的合法性。有了宗教之后，就能说法律并不只是人类自己的设计和想象，而是来自一种绝对的神圣最高权柄。
我们可以说宗教是“一种人类规范及价值观的系统，建立在超人类的秩序之上”。这里有两大基本要素：
（1）宗教认为世界有一种超人类的秩序，而且并非出于人类的想象或是协议。
（2）以这种超人类的秩序为基础，宗教会发展出它认为具有约束力的规范和价值观。
虽然宗教有可能让各种社会和政治秩序合法化，但并不是所有宗教都能做到这点。第一，它信奉的超人类秩序必须普世，不论时空而永恒为真。第二，必须坚定地将这种信念传播给大众。换句话说，宗教必须同时具备“普世特质”和“推广特质”。
据我们所知，公元前1000年间才出现具备普世和推广特质的宗教。这可以说是史上最重要的革命之一，对于人类的统一有重大贡献，绝不亚于帝国或金钱。
在过去以泛神论为主要信仰体系的时候，人类的规范和价值观不能只想到自己，还必须考虑其他动物、植物、精灵和鬼魂的想法和利益。…这样的宗教往往单纯以地方为考虑，只着重当地的位置、气候和现象。毕竟，多数采集部落毕生的活动范围不会超过1000平方公里。… 农业革命开始，宗教革命便随之而来。农业革命最初的宗教意义，就是让动植物从与人类平等的生物，变成了人类的所有物。…很多古代神话其实就是一种法律契约，人类承诺要永远崇敬神灵，换取人类对其他动植物的控制权；例如《圣经·创世记》第一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农业革命几千年后，宗教礼仪主要就是由人类将羔羊、酒、糕点牺牲献祭给神灵，换取神灵保佑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对泛神论者来说，人类只是地球上众多生物的一种。但对多神教徒来说，整个世界就像是反映了神和人类的关系。人类的祷告、献祭、罪孽和善行，就会决定整个生态系统的命运。…多神教提高的除了神的地位，更有人的地位。
多神教并不一定认为宇宙没有单一的权柄或法则。大多数的多神论甚至泛神论，都认为有一个最高的权柄，高于所有其他神灵、恶魔或是神圣的石头公。
真正让多神论与一神论不同的观点，在于多神论认为主宰世界的最高权力不带有任何私心或偏见，对于人类各种世俗的欲望、担心和忧虑毫不在意。希腊人不会浪费祭品去祭拜命运女神，而印度教徒也并未兴建寺庙来祭拜阿特曼。
要接近这个宇宙至高的权力，就代表要放下所有的欲望、接受福祸共存的事实，坦然面对失败、贫穷、疾病和死亡。因此，印度教徒有一种“苦行僧”，奉献自己的生命，希望能与阿特曼合而为一，达到“梵我一如”的境界。苦行僧以阿特曼的观点来看这个世界，认识到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所有世俗的欲望和恐惧都如梦幻泡影。…只不过，大多数的印度教徒都不是苦行僧，还是深深陷在世俗的考虑之中，但这下阿特曼就帮不上什么忙了。
从多神教的概念向外推导，结果就是影响深远的宗教宽容。一方面，多神教徒相信有一个至高无上、完全无私的神灵；但另一方面，多神教徒也相信有许多各有领域、心有偏见的神灵，所以对于某个神的信徒来说，很容易能相信有其他神灵存在，而且也相信其他神灵同样神通广大。多神论本质上就属于开明，很少迫害异教徒。
古罗马人唯一长期以来不愿接受的，只有属于一神信仰并坚持要传福音的基督教。古罗马帝国并未要求基督徒放弃信仰和仪式，只希望他们同时尊重帝国的守护神，并承认皇帝也有神性，可说是政治上忠诚的声明。然而，基督徒强烈拒绝，并且没有任何妥协的空间，这对罗马人来说就是政治上搞颠覆的举动，必须加以镇压。但即使如此，这些镇压多半只是表面形式。从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到古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改信基督教，这300多年间，古罗马皇帝所发起对基督徒的大型迫害不过四次。至于地方长官和总督也发起一些反基督教的暴力行为。 这三个世纪间，多神教古罗马处决基督徒的人数不超过几千人。…在接下来的1500年间，虽然基督教号称主张爱与怜悯，但仅仅对信仰的诠释有些许差异，就引发基督徒自相残杀，死亡人数达到数百万。
其中最恶名昭彰的，就是在16、17世纪间席卷欧洲的天主教与新教徒之战。所有这些人都相信基督的神性，也相信他关于爱和怜悯的福音，只是对于“爱”的本质意见不合。新教徒认为，神如此爱着世人，所以让自己化为肉体，容许自己受到折磨、钉死在十字架上，从而赎了原罪，并对那些信他的人打开了天堂的大门。而天主教徒认为，虽然信仰是必要的，但光这样还不够。要进入天国，信徒还必须参加教堂礼拜，而且要多行善事。这点让新教徒无法接受，认为这样形同交易，对于神的爱和伟大是种贬抑。如果进不进天堂必须取决于自己的善行，岂不是放大了自己的重要性，而且暗示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人类受的苦以及神对人类的爱都还不够？在16、17世纪间，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彼此杀红了眼，造成几十万人丧命。1572年8月23日，强调个人善行的法国天主教徒，袭击了强调上帝之爱的法国新教徒。这场攻击称为圣巴塞洛缪节大屠杀，短短24小时间，有5000到10000个新教徒遭到屠杀。消息从法国传到古罗马的天主教教皇耳里，他满心欢喜安排庆典，还委托瓦萨里在梵蒂冈的一个房间里将这场大屠杀绘成壁画作为纪念（目前这个房间禁止游客参观）。不过24小时，基督徒自相残杀的人数，超过了整个古罗马帝国曾经杀害的基督徒人数。
随着时间过去，某些多神论者开始对自己信仰的某位神灵越来越虔诚，也慢慢远离了基本的多神论概念，开始相信只有那位神灵是唯一的神，相信他是宇宙的最高权柄。但同时，他们还是认为神有私心和偏见，让人类可以和神谈谈条件。于是，在这样形成的一神论宗教里，信徒就能够直接祈求宇宙至高无上的权力来帮忙治病、中乐透或是打赢一场战争。
目前所知的第一个一神论宗教出现于公元前1350年，埃及法老阿肯那顿宣布，当时在埃及众神里一位位阶并不高的小神阿顿其实是宇宙的至尊。阿肯那顿将对阿顿的崇拜制度化为国教，还打算打压对所有其他神的崇拜。然而，他的宗教革命并未成功。他去世后，对阿顿的信仰就遭到废止，又回到过去的情形，众神同列仙班。
不论在何处，多神教都不断衍生出各种一神论宗教，但由于这些宗教无法放下唯我独尊的中心思想，所以一直只能处于边陲地位。以犹太教为例，仍然认为全宇宙至高的神还是有私心和偏见，而且关爱的眼神全在一小撮犹太民族和以色列这福地。对其他国家来说，信奉犹太教几乎是有弊而无利，而且犹太教一直没有推广到其他地方的打算，这阶段可称为“本地一神教”。
基督教一开始只是犹太教的一个神秘教派，该教派信徒想说服犹太人，拿撒勒人耶稣就是他们期待已久的弥赛亚。这个教派最早的领导者之一是保罗，他认为宇宙的至高神有私心偏见，对人类并非漠不关心，而且他甚至还化为肉身，为了人类的救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种事不该只有犹太人知道，而应该让全人类都了解。
基督教的成功，在7世纪的阿拉伯半岛成了另一个一神论宗教的典范，伊斯兰教于焉而生。…自此之后，一神论的概念就在世界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一般而言，一神教徒比多神教徒更为狂热、更热衷传教。但由于一神教通常认为自己信奉的就是唯一的神，也认为只有自己看到了完整的真相，自然就会批评其他所有宗教不可信。在过去两千年间，一神论者多次发动以暴力消灭其他竞争对手的战争，目的就是要加强自己的掌控。
在公元1世纪初，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一神论的宗教。到了公元500年左右，基督教已经收服了全球最大的古罗马帝国，传教士忙着将基督教传播到欧洲、亚洲和非洲其他地区。等到第一个千禧年结束，欧洲、西亚和北非的人们多半都信奉一神教，从大西洋到喜马拉雅山都主张上帝是唯一的神。到了16世纪初，除了东亚和非洲南部，一神论掌控了亚非的绝大部分，而且开始向南非、美洲和大洋洲发展。到了今天，除了东亚以外的大多数人不论信仰为何，多半都属于一神论的宗教，而且全球政治秩序也正是以一神论为基础而建立。
然而，神学理论和历史现实一向大不相同。大多数人很难完全接受一神论的想法，还是继续把世界分为“我们”和“他们”，也觉得所谓至高的神实在太遥远陌生，管不到自己世俗的需求。最后的情况就是，一神论宗教大张旗鼓把其他神祇从大门赶了出去，但又从旁边的小窗把他们迎了回来。以基督教为例，就发展出了自己的圣人系统，但这套系统可说和多神教几乎殊无二致。…英格兰的守护圣人是圣乔治，苏格兰是圣安德鲁，匈牙利是圣史蒂芬，而法国是圣马丁。
善恶之战----
多神论除了促成一神教，也促成了一些二元论的宗教。二元论宗教信奉着善与恶这两种对立力量的存在。二元论与一神论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相信“恶”也是独立存在，既不是由代表“善”的神所创造，也不归神所掌管。二元论认为，整个宇宙就是这两股力量的战场，世间种种就是两方斗争的体现。
二元论之所以成为一种深具魅力的世界观，原因就在于人类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恶的难题”，苦苦无法解决。“为什么世界上会有邪恶？为什么有苦难？为什么会有坏事发生在好人身上？”如果神真的是如此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事事完美，又怎么会允许世界上有这么多的苦难？一神论者伤透了脑筋。一种很流行的解释认为，神借着这种方式让人类拥有了自由意志。….有自由意志，也就代表可以选择邪恶。而且，真有许多人选择了邪恶的道路，于是神不得不施加惩罚。然而，如果神真的能事先知道某个人会用自己的自由意志走上邪恶的道路，而且又会因此受到惩罚，永远在地狱受苦，那么神为什么要创造这个人？
对于二元论者来说，之所以好人发生不幸，因为掌理世界的不是某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事事完美的神。世界上仍然有个不受控制的恶，而所有的坏事正是源自它。
二元论观点还是有些缺漏。虽然它简洁明快地解决了恶的难题，却碰上了“法则的难题”。如果世上就是有善恶两股力量在拉扯，它们拉扯的基础是什么法则？
相对而言，虽然一神论难以处理恶的难题，但要处理法则的难题却是轻而易举：这个法则就是唯一的神所订出来的。其实，有一种解释能够同时处理这两大难题，且完全合乎逻辑：世上确实有某个全能的神创造了宇宙，而且他就是个恶神。只是古往今来，总没有哪个宗教信了这一套。
二元论宗教兴盛了千余年。约在公元前1500年--公元前1000年之间，中亚有位名叫琐罗亚斯德（又名查拉图斯特拉）的先知相当活跃。他的信念代代相传，形成了二元论宗教的代表：祆教（又称拜火教）。祆教认为整个世界就是善神阿胡拉·马兹达和恶神安格拉·曼纽之间的战争，而在这场战争中，人类必须站在善神这方给予协助。祆教在波斯第一帝国期间（公元前550—350年）已举足轻重，到了波斯第二帝国期间（224~651年）成为国教，几乎影响了所有后来在中东及中亚的宗教，并催生了许多其他二元论的宗教，例如诺斯替教和摩尼教。
在公元3世纪和4世纪，摩尼教教义涵盖了从中国到北非，一度形势大好似乎将取代基督教在古罗马帝国的地位。然而，摩尼教在古罗马输给了基督徒，祆教波斯第二帝国败给了一神论的穆斯林，于是二元论的波澜也逐渐退去。到现在，只剩下印度和中东还有少数人信奉着二元论的宗教。
然而，二元论却未真正消失。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些一神论宗教吸收了大量的二元论信仰和习俗，许多我们以为是一神论的基本概念，都是出自二元论的本质和精神。例如有无数的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人相信有某个强大的邪恶力量（例如魔鬼或撒旦），他自行其事、与善神作对，兴风作浪不受神的控制。
这在逻辑上根本不通。真要合理的话，一来是相信确实有一个全能的神，二来就是相信有两种对立的力量，而两者都并非全能。然而，尽管如此不合理，人类还是很接受矛盾的概念。因此，我们看到有几百万虔诚的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人居然能够相信既有全能的神，又有独立行事的魔鬼，不用太过惊讶。更有甚者，无数的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人居然还能想象善神需要人类的协助，好与魔鬼对抗，由此再推导引发了圣战和十字军东征。
另一个关键的二元论概念，认为身体和灵魂、物质和精神是有清楚区隔的。诺斯替教和摩尼教认为，善神创造了精神和灵魂，恶神创造了物质和身体。根据这种观点，人就成了善的灵魂和恶的身体之间的战场。从一神论的角度来看，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何必要把身体和灵魂或物质与精神做这种区分？为什么说身体和物质是恶的呢？毕竟对一神论来说，善神创造一切，而一切都是好的。然而，这种二元论的论点帮助他们解决恶的难题，一神论还是忍不住接受了这个概念。于是这种对立的概念也成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思想的基石。
此外，如果相信有天堂（善神的国度）和地狱（恶神的国度），也是一种二元论的概念。《圣经·旧约》里从来没有提过这种概念，也从来没提到人的灵魂会在身体死去后继续存在。
从历史上来看，一神论就像是个万花筒，承继了一神论、二元论、多神论和泛神论，收纳在同一个神圣论述之下。结果，基督徒大致上信奉一神论的上帝，相信二元论的魔鬼，崇拜多神论的圣人，相信泛神论的鬼魂。像这样同时有着不同甚至矛盾的思想，而又结合各种不同来源的仪式和做法，宗教学上有一个特别的名称：综摄。很有可能，综摄才是全球最大的单一宗教。
自然法则----
我们目前为止讨论的所有宗教，都有一个共同的重要特征：相信的都是神灵或是其他超自然对象。然而，世界宗教史并不只是神的历史。在公元前1000年，亚非大陆开始出现全新的宗教及信仰类型。这些新型宗教信仰包括印度的耆那教和佛教，中国的道教和儒教，以及地中海的犬儒主义和享乐主义，共同的特征就是崇拜的并非神祇。
这些信仰也认为有某种超人类秩序控制着这个世界，但崇拜的这个秩序是自然法则，而不是什么神圣的意志。这些自然法则的宗教信仰某些也相信有神祇存在，但认为神祇和人类、动物和植物一样会受到自然法则的限制。虽然神祇可以说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有其优势（，但他们无法改变自然的法则。典型的例子是佛教，可说是最重要的古代自然法则宗教，而且到今天仍然兴盛。
佛教的核心人物释迦牟尼不是神而是人，俗名乔达摩·悉达多。根据佛教经典，释迦牟尼约在公元前500年是喜马拉雅山区小国的王子，看到身边的人深深陷于苦难之中，而心生不忍。
释迦牟尼找到一种方法可以跳出恶性循环。在事物带来快乐或痛苦的时候，重点是要看清事物的本质，而不是着重在它带来的感受，于是能不再为此所困。怎样才能心里接受事物的本质，而放下种种欲求，知道苦即为苦、乐即为乐？释迦牟尼制定一套冥想的技巧，能够训练心灵感受事物的本质而排除种种欲求。通过训练，心灵专注在“我现在是什么感受？”，而不是问：“为什么是我？”这种境界很难达到，但并非不可能。
释迦牟尼将冥想落实在各种道德规范上，好让信众更专注在实际的感受，不会落入各种欲求和幻想之中。根据佛教经典，释迦牟尼本人达到了涅槃，从痛苦中完全解脱。他就被称为“佛陀”，意为“觉悟者”。佛陀一生前往各地普传佛法，希望让所有人离苦得乐。佛陀的教诲一言以蔽之：痛苦来自欲望；要从痛苦中解脱，就要放下欲望；而要放下欲望，就必须训练心智，体验事物的本质。
对佛教徒来说，这条“佛法”就是举世皆同的自然法则，“痛苦来自欲望”这件事举世皆同，就像在现代物理里E总是等于MC?。所以，所谓的“佛教徒”，就是相信这条法则，将这条法则落实在一切日常活动中。另一方面，是不是信仰某个神灵，对他们来说就不是那么重要。一神论宗教的最高原则是：唯一真神确实存在，那么他想从我这里要什么呢？佛教的最高原则，则是：痛苦确实存在，我该如何逃离呢？
然而，99%的佛教徒无法达到这个境界，而且就算他们一心希望最后能达到这个目标，日常生活里多半还是追求着世俗的成就。…佛教徒崇拜的不是神祇，而是已经开悟而尚未成佛的人，除了希望他们协助达到涅槃的境界，也希望他们帮忙处理一些世俗的问题。于是，整个东亚有许多佛菩萨负责降雨、医病，甚至保佑杀敌求胜，而信众虔心祈祷，为他们焚香，献上各色鲜花、稻米和甜品。
当崇拜的对象变成了人---
至于各种新型现代教义，因为它们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线，我们在此也就不可能一一检视它们的历史。它们“综摄”的情形，并不少于一神论和流行的佛教。佛教拜着印度教的神祇，一神论者相信撒旦的存在，现在典型的美国人既是民族主义者，又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者（相信社会繁荣的最佳方法就是公开竞争、追求自我利益），还是个自由人文主义者（相信造物主赐给人类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
有神论的宗教，重点在神的崇拜；至于人文主义宗教，重点就是对人的崇拜，或者更明确是对智人的崇拜。人文主义的基本信念，认为智人是独特的、神圣的，本质上与其他所有现代动物有所不同。对人文主义者来说，智人的独特性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决定了宇宙间一切事物的意义。所谓的“至善”，讲的是对智人好。全球所有其他物种和生命，都只为了智人这一物种的利益而存在。
虽然所有人文主义者都崇拜人性，但对于人性的定义却不见得相同。就像是基督教的各个教派对于“神”会有不同定义，人文主义对“人性”的定义，大致上分成三种对立的教派。今天最重要的人文主义学派就是自由人文主义，它认为人性在于每个个人的自我特质，因此个人自由也就变得神圣不可侵犯。根据这些自由主义者的说法，每个智人都有着人性的神圣本质。正是每个人的内心让全世界有了意义，而且这是各种道德及政治正当性的来源。如果碰上道德或政治的困境，就该内省、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即人性的声音。因此，自由人文主义最重要的诫命是要保障这种“内心声音”的自由，不受外界的侵扰或伤害。而这些诫命统称为“人权”。
这正是自由主义者反对酷刑和死刑的原因。… 虽然自由人文主义将人性神圣化，但并不否认有神的存在，而且它根本就是源自一神论的信念。像是相信每个人的本质自由而神圣，就是直接源于传统基督教相信灵魂自由而永恒的概念。要是没有永恒的灵魂和造物主的概念，自由主义者想要解释究竟个别的智人有何特别，就很难讲得清楚。
人文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教派就是社会人文主义。社会主义者认为所谓“人性”是个集体而非个人的概念。因此，他们认为神圣的不是每个个人心中的声音，而是所有智人构成的整体。自由人文主义追求的，是尽可能为个人争取更多自由；而社会人文主义追求的，则是让所有人能平等。对社会主义者来说，“不平等”就代表着偏重人类的某些边际特质，认为这比人类的普遍本质更重要，这样一来可说是对人类神圣性最严重的亵渎。
和自由人文主义一样，社会人文主义也是以一神论为基础。像是人人平等这个概念，就是来自一神论认为在神的面前所有灵魂一律平等。唯一不是来自传统一神论的人文主义教派，就是演化人文主义，以纳粹为最著名的代表。让纳粹与其他人文主义教派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深受演化论影响，对“人性”有不同的定义。纳粹相信人类并非处处相同，也不是永恒不变，而是一个会进化或退化的物种。人可以进化成超人，也可以退化成非人。
纳粹打着保护优秀人种，避免退化的幌子，从事着反人类的勾当。纳粹认为，智人已经分化出几个不同的种族，各有独特的特质，而雅利安人拥有最优秀的特质：理性、美丽、诚信、勤奋，雅利安人拥有让人类进化为超人的潜力。而犹太人和黑人这些种族的特质不佳，是现代的尼安德特人。如果让他们任意繁衍甚至和雅利安人通婚，岂不是污染了整体的人类物种，即将造成智人灭绝吗？
生物学家已经戳破了纳粹的种族理论。特别是1945年以后的基因研究，已经证明不同人类谱系之间的差异远远小于纳粹的假设。这些结论只是最近的事，而1933年的科学知识，纳粹当时会这么相信也不难想象。许多西方精英相信有不同人种的存在，相信白人较为优越，应该要保护、培养这个高贵的种族。
在许多最具盛名的西方大学里，学者用最新的正统科学方法，发表的研究报告号称证明了白人比起非洲人或印第安人更聪明、更有道德也更具技术。而在华盛顿、伦敦和堪培拉的政治家也一心相信自己必须负责避免白色人种受到玷污堕落，所以得设下重重限制，避免像中国甚至意大利的人民移居到美国和澳大利亚这种“雅利安人”的国家。
这些立场，在新的科学研究发表之后并未改变。想改变，科学的力量远远不及社会和政治。以这个意义来说，希特勒不只把自己送上绝路，也让种族主义跟着一同送葬。在他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的敌人被迫泾渭分明地区分出“我们”和“他们”。后来纳粹思想大张旗鼓地宣扬种族主义，让种族主义在西方再也抬不起头。然而，改变还是需要时间。至少到20世纪60年代，白人至上仍然是美国政治的主流意识形态。限制只有白人才移居澳大利亚的白澳政策，到1973年才废除。澳大利亚原住民要到20世纪60年代才有平等的政治权利，且大多数还是被认为不足以发挥公民的功能，所以无法在选举中投票。
纳粹并不是反人性。他们之所以同自由人文主义、人权和共产主义站在对立面，反而正是因为他们推崇人性，相信人类有巨大的潜力。他们顺着达尔文演化论的逻辑，认为必须要通过自然选择淘汰不适合的个人，只留下适者，才能让人类继续生存繁殖。但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要保护弱者，不仅让不适者生存了下来，还给了他们繁殖的机会，这样就破坏了自然选择的秩序。如此一来，就算是最适者的人类，也不免被一群堕落的人类淹没，一代代可能导致灭绝。一本1942年的德国生物课本，就有一章“自然和人类的法则”，认为自然界的最高法则就是让所有生物都必须在无情的斗争中求生存，讲到植物如何为了土地而奋斗，甲虫如何为了交配而奋斗，最后课本的结论是：这场生存之战艰辛而无情，但这是让生命延续的唯一道路。这场斗争能够消除一切不适合生存者，并挑选出适合生存的。
这些自然法则不容置疑，目前还存活的生物就是明证。这些生物冷酷无情，抵抗者就会遭到消灭。生物学不只告诉我们关于动植物的事，还告诉我们生活中必须遵守的法则，要坚定我们的志向，依照这些法则生存下去、抵抗下去。生命的意义，就是斗争。对抗这些法则，则终必致祸。
课本里接着又从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引了一段：“想要违抗自然铁律的人，也就是违抗了那些他应该感谢、让他得以为人的原则。与自然对抗，只会带来人类自己的毁灭。”
我们刚刚踏入第三个千禧年，演化人文主义的未来仍未可知。在战争结束后的60年间，相关的禁忌挥之不去，没人提出将人文主义和演化论结合起来、用生物学的方式来让智人“升级”。今天，这种想法已经死灰复燃。虽然没有人说要淘汰劣等种族或民族，但许多人正思考着如何利用更先进的人类生物学知识来创造完美的人类。
与此同时，自由人文主义和最新的生命科学研究成果之间已经出现一条鸿沟，我们很快无法再忽视而必须直接面对。我们的自由政治和司法系统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相信每个人都有一个神圣、无法分割、无法改变的内在本质，这点让世界有了意义，也是一切道德和政治正当性的来源。但这个概念的前身正是传统的基督教信念：相信每个个人体内都有一个自由而不朽的灵魂。
然而，过去两百年间，生命科学已经彻底破坏了这个信念。科学家研究人类这个有机体的内部运作，并未找到灵魂的存在。越来越多科学家认为，决定人类行为的不是什么自由意志，而是荷尔蒙、基因和神经突触——我们和黑猩猩、狼和蚂蚁并无不同。我们的司法和政治制度碰上这些发现，多半是视而不见、不愿面对。但坦白说，现在这面堵在生物学以及法律和政治学之间的墙，究竟还能维持多久？
5、成功的秘密
商业、帝国和全球性的宗教，终于将几乎每个智人都纳入了我们今天的全球世界。这个扩张和统一的过程并不是完全直线发展、一帆风顺。但纵观大局，看到从许多小文化到少数大文化再到最后的全球单一文化，是人类历史无法避免的结果。
1). 马后炮的谬误
历史上的每一个时间点，都像是一个十字路口。
公元4世纪初，古罗马帝国用各种方式解决宗教问题，也坚持传统、维持多元多神论的情形。….为什么最后选了耶稣？是他在哪方面被基督教神学打动？或是基督教有哪方面的教义让他觉得便于利用？是他真的受到什么宗教感召，还是有哪个大臣认为基督教正在迅速扩张，不如赶快搭上顺风车？历史学家虽然可以推测，但无法提供任何明确的答案。…描述“如何”的时候，是要重建一连串从一点导致另一点的事件顺序。至于要解释“为何”的时候，则是要找出因果关系，看看为什么发生这一连串的事件，而不是另一连串的事件。
有些学者会针对“基督教兴起”这种事件，提出斩钉截铁的解释，把人类历史简化成各种生物、生态或经济力量的运作。他们认为古罗马帝国时代的地中海地区在地理、基因或经济方面有些特殊之处，必然促成一神论宗教兴起。但多数史学家对这种理论抱持怀疑。这正是历史成为学科的特点之一：对某个时代的了解越透彻，反而就越难解释为什么发生了这个事件而不是那个事件。但如果对某个时期只是一知半解，很容易受到结果影响，只看到那些最后成真的可能性。于是，他们就用后见之明解释着为什么现在的结果无法避免。必须要真正更深入了解这些时期，才能真正看到那些最后并未发生的可能结果。
真正最知道当时情况的人（活在当时的人），正是最看不出历史走向的人。在君士坦丁统治下的一般古罗马人，未来就像是雾里看花。历史的铁则是：事后看来无可避免的事，在当时看来总是毫不明显。
特别强调的是，那些在当代看来最不可能发生的事，常常就是最后成真的事。君士坦丁大帝在公元306年即位的时候，基督教不过就是个神秘的东方教派。如果有人说基督教会成为古罗马的国教，一定会引来哄堂大笑，就像说印度教克里须那教派在2050年会成为美国的国教一样荒诞无稽。
对于希望看到历史必然性的人来说，这种说法大概有些令人失望。毕竟，宿命论的引人之处，在于觉得这个世界和我们的信念都是历史上自然且必然的产物。于是，我们似乎是自然而然就发展出民族国家，自然而然遵循着资本主义经济原则，自然而然坚信人权的概念。如果承认历史并非必然，等于承认了现在的民族主义、资本主义和人权都是巧合的产物。
然而，历史就是无法解释得斩钉截铁，无法预测得十拿九稳。在同一时间，有多方力量互相影响、互相牵制，只要某方力量有了极小的改变，结果就会有巨大的不同。不仅如此，历史还是所谓的“二级”混沌系统。混沌系统分成两级，一级混沌指的是“不会因为预测而改变”。例如天气就属于一级混沌系统。虽然天气也是受到无数因素影响，但我们可以建立计算模型，不断加入越来越多因素，让天气预报也越来越准确。
至于二级混沌系统，指的是“会受到预测的影响而改变”，因此就永远无法准确预测。例如市场就属于二级混沌系统。
同样，政治也属于二级混沌系统。很多人批评研究苏联的学者没能预测到1989年的苏联解体，也嘲笑中东专家没想到2011年会爆发阿拉伯之春革命,这是不公平的。从定义上，革命就是无法预测。如果真能预测有革命，革命就永远不会成真。
这么说来，究竟为什么要学历史？历史不像是物理学或经济学，目的不在于准确预测。我们之所以研究历史，不是为了知道未来，而是拓展视野，了解现在的种种绝非“自然”，也并非无可避免。未来的可能性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2)盲目的历史女神克丽欧
   我们无法解释历史做出的选择，但有一点确定：历史的选择绝不是为了人类的利益。随着历史演进，毫无证据显示人类的福祉必然提升。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对人类有益的文化就会成功扩张，而对人类无情的文化就会消失。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历史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进展；而原因就在“利益”没有客观的衡量标准。不同的文化对于“善”的定义不同，而且并没有客观标准可以决定何者为佳。当然，胜利者永远相信自己的定义才正确。但我们又为什么要相信他们呢？
文化，也是以这种方式寄生在人类的心中。它们从一个宿主传播到另一个宿主，有时候让宿主变得衰弱，有时候让宿主丧命。任何一个文化概念，可能让某个人毕生致力于传播这种想法，甚至为此牺牲生命。
   这种说法有时称为“迷因学”。迷因学假设，就像生物演化是基于“基因”这种有机信息单位的复制，文化演化则是基于“迷因”这种文化信息单位的复制。而所谓成功的文化，就是特别善于复制其迷因，而丝毫不论这对于其人类宿主的成本或利益。对后现代主义思想家说，文化的基石不是迷因，而是“话语”。他们也同意，文化传播时并不考虑人类的利益。例如，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将民族主义形容成一种致命的瘟疫，于19世纪到20世纪在全世界流传，引起战争、压迫、仇恨和种族灭绝。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博弈理论也常有类似的论点。博弈理论告诉我们，有多位参与者的时候，某些概念和行为模式可能对“所有”参与者都有害，但就是有办法继续存活下去。于是，无论我们把历史发展的动力称为博弈理论、后现代主义或迷因学，“提升人类福祉”绝不是其主要目标,并没有证据显示史上最成功的文化就一定是对智人最好的文化。
大约在公元1500年，历史做出了最重大的选择，改变的不只是人类的命运，而是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命运,我们称为“科学革命”。科学革命始于西欧，只是亚非大陆的一个巨大半岛，在这之前并未在历史上发挥重大作用。但为什么科学革命出现在此，而不是中国或印度？又为什么是第二个千禧年的中叶，而不是两百年之后或是三百年之前？这一切，我们都不知道。学者已经提出数十个理论，但都不特别具有说服力。历史有太多的可能性，而许多的可能性最后都未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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