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驯博士
来源：七和同创（ID：qihetongchuang）
文字整编：小柒、老崔
导语
彼得.德鲁克的著作《旁观者》是体现德鲁克思想的重要著作；
 “旁观者”是天赋智者、学识广博、分析敏锐、善思力践、清醒且具影响力等。
《旁观者》就是德鲁克极具主观色彩的回忆录；
《旁观者》的核心是“人”，德鲁克有“大时代”所形成的“宏观思想架构”；
最贴切的表达是：德鲁克正是一位天赋理智的“旁观者”。
我读德鲁克的《旁观者》[1]之细致犹如我品奥古斯丁的作品。诚然，德鲁克与奥古斯丁是无可比性的，我只是表达自己“被吸引”而认真阅读的心境。《旁观者》的确很优秀，我不想用美辞加以赞扬，主要理由是担心在赞扬《旁观者》之后，我是否还能有更美的词汇去赞扬他的其他作品。
1
“旁观者”：识字释义
 
按照德鲁克作品中使用的“旁观者”一词是“A Bystander”，其意为一个“身临其境的出席”却“不被卷入”或“不参与其中”的人。给“旁观者”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有点困难，这是一个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词汇。有些感觉和意识能用于表达这样的意思。比如德鲁克所言的旁观者不是一个无知的“门外汉”、不是一个“闲人看客”、不是一个无聊好事的“凑热闹者”；相反，我理解德鲁克的“旁观者”是一个“专于事”、“善于思”和“敏于行”的人，像一个专注于某种信念锲而不舍的“守望者”；又像一位环视世事、时常出席并总能发现奇观和特殊景象的“观察员”；同时旁观者必须善于分析、敏感于世事变迁并深入思考，因此旁观者必须是一个“思想家”。  中国人有时用“局”以喻一切生存之变化的复杂性。“局内”便意为“参与其事”，只有“局内者”方能深知领会“妙不出局外”（刘克庄《象弈》）的道理。与此相反，“局外人”就是指“从旁观察者”；但是也有“旁观识者”、“当局称迷，傍观必审”和“旁观者清”的说法。这是中国文化中“局”的辩证法。局内局外皆有迷失者，亦有清醒者；迷失者为“局”所困，而清醒者运“局”而圆。《易·乾·文言》中就有“六爻[2]发挥，旁通情也”的说法，可以理解为一个人旁观和见识多便可以“少怪”（稽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最后也可达到“旁通”事理，也就是成语“触类旁通”的意思。“观”古时也通“贯”，意为“多”；善为“观者”必为“融会贯通”也。如果从中国文言解释出发，德鲁克的“旁观者”也具有“触类旁通”或“融会贯通”的意义。 东西方文化对“旁观者”的理解并无本质区别，只是西方表达直接，而中国文化表达比较委婉而已。二者都指出“旁观者”的基本特质：天赋智者、学识广博、分析敏锐、善思笃行、有“高处不胜寒”的清醒且具“曲高”不“和寡”的影响力等。
2
《旁观者》：“曲高”不“和寡”
《旁观者》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直观之，《旁观者》就是德鲁克的回忆录。这回忆录走的年代路线是德鲁克自己的，记录下来的故事却是他人的。十五个故事都与德鲁克有密切关系，涉及的人事皆有意义。但是，德鲁克的《旁观者》读起来不像小说，不像传记，论述多于描写，没有铺垫，缺少跌宕起伏的情节描写、理性多于浪漫、像个理性分析的事件和人物报告，其中充满西方社会变迁的历史分析、人文精神和意识形态的博弈以及价值观间的相互冲撞与妥协。甚至德鲁克自己都坦言：《旁观者》极具主观色彩。
 德鲁克自己描述《旁观者》的写作意图是刻画记忆中特别的人及其独特的个性和事件。每一章都不长，但皆可独立成篇。德鲁克想为读者呈现一个特殊时代中西方社会的万千景象，借以传达那个时代西方的人生哲学、思想、生活韵味以及世界观和价值体系。这些故事的时代背景主要集中在两次世界大战间的欧洲、罗斯福的新政时期和二战后的美国。这的确是西方（美国）历史上既纠结又进步的“阵痛期”。 有许多《旁观者》的作序者都曾经到地评价过德鲁克的《旁观者》。这里不妨选以示之。几乎所有的评价者都认定德鲁克的《旁观者》的核心是“人”，甚至德鲁克自己都表白这是一本有关“人”的书。司徒达贤总结德鲁克的《旁观者》有三特质：第一是德鲁克对“人”观察的“精微细致”。第二是德鲁克的记忆超群。第三是德鲁克有“大时代”所形成的“宏观思想架构”。[3] 施振荣从管理学的角度称德鲁克为“企业界的老友”；认为德鲁克是“从文明进化和社会制度的角度来思考企业经营的课题”；德鲁克的管理学的“对象是人”、对“人性有贴切的了解”，主张“人才是企业的凭借”、提倡“人性化的管理”等[4]。但是，施振荣的评价似乎远离了《旁观者》的主题，相反，更像是对德鲁克作为“管理学大师”的角度而发的评价。只是读者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旁观者》中涉及管理学的实践理念只有少数篇幅，而更大多数的内容广泛涉猎政治、社会、教育和经济甚至是文化和宗教领域。 杨硕英对德鲁克《旁观者》的评价看起来更加有意思。杨硕英认为德鲁克是位“杰出的系统思考者”，有超常的“洞察力”，善于“洞察社会、历史底层结构运作的法则”；虽然德鲁克是当代经营管理思想体系的“奠基者”；但是，德鲁克应属于社会制度与组织机构的“研究者和创新者”。[5]我个人觉得杨硕英的判断是对的，德鲁克对企业和经济层面的重视的确远不如他对社会层面、人的价值观取向和信念与社会使命上的重视。如果要以人的发展为要点，就当认真构思人的自由与责任的结合，如此而为，任何组织和企业的有效经营管理才可能实现。杨硕英理解德鲁克是一位“篮球教练”，总是“冷静地站在场外”，“全心投入地观察他所倡导的思想，如何在企业中起作用、被实践。”[6]的确，企业就是社会组织结构的一部分，就像宗教共同体、教育部门、民间社团、政党机构、非政府组织一样，是始于“人”并为“人”服务的。 南方朔对《旁观者》的评价超过了其他序者。南方朔认为《旁观者》“是德鲁克知识及人生旅程的记录”的“压卷之作”；认为“不是文学家的德鲁克其实比诸任何作家毫不逊色”；相信《旁观者》是“近代已少见如此精彩生动又厚实无比的著作。”[7]对他而言，《旁观者》体现德鲁克“冷静旁观的务实癖性”和对19世纪中叶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与价值关怀的深刻反省。这一点窃以为精辟。德鲁克不一定非得是“管理学大师”的身份，甚至我有时觉得把德鲁克套在“管理学”的框架内，或者说，把一个善于宏观地讨论和思考社会价值体系建设的人被锁在经济管理学的牢笼里，有点委屈了。南方朔有句经典的评价：“德鲁克……真正惋惜的是19世纪以来那种尝试以宏观思考来解决问题，反而与时代脱节的旧知识分子。”[8]德鲁克所惋惜的正是他要改革的，他代表了新时代（至少20世纪很长的时间中）的知识分子从困惑中解脱出来的智慧和力量。 在《旁观者》中，德鲁克流露出来的思想“曲高”但不“和寡”。
3
怎一个“旁观者”了得！
南方朔问：“德鲁克的各种观点背后到底有哪些人文价值作为支撑？”[9]司徒达贤也问：德鲁克是“生而知之，还是学而知之？”[10]这两个问题很具有代表性，因为他们问到了德鲁克的思想核心。而这两个问题最好的回答就是德鲁克自己。 我们可以从德鲁克对自己的定位——“旁观者”开始说起。德鲁克自我定位为“旁观者”有几个意思：首先，“旁观者”都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造就成的[11]。其次，“旁观者”是个没有个人历史的孤独者，同在舞台上却没有参与演戏，甚至也不是观众，旁观者只能自己回应自己。旁观者犹如剧院中沉默的消防队员，细心观察一切不被人关注的地方；从不同的角度审视一切。再次，旁观者的思索，不是像镜子般的平面反射，而是犹如三棱镜的立体折射。[12]严格意义上说，这样的表达不算是对“旁观者”的定义，只能是比喻性的说明。因此，我们需要更进一步了解德鲁克的经历，以便更深刻知晓他的“旁观者”定位的真实意义。 作为“旁观者”的德鲁克是一个有丰富经历和故事的人。 在8或9岁时，德鲁克通过父母认识了“在欧洲比皇帝更重要的人”——弗洛伊德。德鲁克明了弗洛伊德的三件事：一生贫困、纠结于犹太身份而未能获得大学教授职称、未能得到当时维也纳医学界的认可。[13]从小熟悉亚特兰提斯（Atlantis）古神话，在10岁时，德鲁克居然梦见自己就是那名水手。这只是个梦，但德鲁克在《旁观者》中提了不止两次。[14]也许这暗示他发现自己像神话中的水手一样惊愕于世界，一种梦境中的“旁观者”。作为旁观者的德鲁克认定自己会从不同的角度观看事物，有技巧、小心翼翼，不可惊世骇俗。 1923年11月11日，14岁生日（11月19日）的前一个星期，德鲁克发现自己成了一个旁观者。少年德鲁克那时是奥地利共和日大游行中“最年轻的威风凛凛举着大旗的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的同志”，光荣地向世人宣告“我们是追求社会主义自由平等的都柏林（Doebling）学生。”[15]就是在这样轰轰烈烈的游行队伍中，德鲁克觉得格外孤独却又享受难以抑制的快乐和得意。这种难以言说的复杂心情让德鲁克陷入自我矛盾中，游行结束后，德鲁克便清醒知道他自己“不属于这一群人”。这就是德鲁克在那冬意正浓的11月天里发现他自己是个真真正正的“旁观者”。然后他感叹：旁观者都是天生的，而非后天刻意培养出来的[16]。也正是在14岁，德鲁克意识到自己中学毕业后将尽快远离维也纳和奥地利，他的心中梦想成为大人，拒绝被人当作毛头小子，渴望自食其力。根据德鲁克14岁的这些经历，现在我们可以回答司徒达贤的问题：作为“旁观者”的德鲁克的确“生而知之”的，14岁不过是他潜意识中对自己的特殊性的发现并确认而已。然而，作为“管理学大师”的德鲁克也许可以被看成是“学而知之”。按照古圣贤的话：“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德鲁克身上的确有这样先“生而知之”而后再“学而知之”的特质。故此，我们可以说：德鲁克既是“生而知之者”也是“学而知之者”；二者兼有，岂不更妙哉！ 德鲁克16岁时勇敢地尝试研究并计划写书解释刑罚的理论基础问题。这个计划没能如愿以偿。然而，这个充满好奇而倔强的少年在研究刑罚问题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人性论的秘密：犯罪是根植于人的社会中的，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无关；因此，把消除犯罪的希望寄托给任何经济和政治结构是天真而幼稚的。[17]这样的思路显然不像是一个16岁青春期的少年能意识到的。的确，德鲁克真的具备特殊敏感的知觉和非凡的观察力。正如后来他自己在《旁观者·旧世界里的年轻人》中所说的那样：“我觉得自己很像一个人类学家，正在观看‘活着的先祖’，如亚马逊的印第安人。”[18] 20岁就得到了大学讲师的教职，在德国学术界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1932年，23岁的德鲁克拿到了法兰克福大学的国际法和公法的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为《国际法与国家意志之辩护》（The Justif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Will of the State）。1937年春天德鲁克到美国，任英格兰和苏格兰几家报社的驻美记者，也为一些以英国为主的欧洲金融机构提供财经方面的咨询服务。1939年春天，30岁的德鲁克出版惊世之作《经济人的末日》（The End of Economic Man）。这本书也是德鲁克人生转折点的标志性著作。随后便是一发不可收拾，佳作频出。同时，从1940年起，数十年如一日，德鲁克一直为一些杂志和刊物写稿（如《哈珀》杂志（Harper's Magazine）、《星期六晚间邮报》），成为名符其实的自由作家。可以想象，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由作家其实就是“旁观者”的代名词。从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掌权时起，德鲁克就开始探索政治与社会整合的问题。 从1940-42年，德鲁克完成并出版了《工业人的未来》（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1942年夏，德鲁克搬到他自认为是全世界最有“家的味道”的地方——本宁顿学院（Bennington College）任教。《工业人的未来》的成功之处是德鲁克前瞻性地讨论二战后的世界课题，诸如后工业社会的组织状况、功能、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以及组织管理的问题等。这是很超前的。德鲁克自己很是得意这本书，因为它不仅奠定了德鲁克对机构有效管理运作的理论基础，而且大胆指出“企业会成为工业社会的主体”，因此，工业秩序和管理原则对社会政治结构的影响就会被更加值得关注。 顺着这个思路，1945年二战结束后不久，德鲁克完成了他的第一本“管理学专著”《企业的概念》（Concept of Corporation）或（英国版Big Business），1946年出版。《企业的概念》一出版就成为畅销书，有人质疑其中观点、有人觉得难以理解；但无论如何，该书多次再版，至今依然有人购买、阅读并引用书中的观点。德鲁克希望建立一门“管理学科”，该书开启了近30年来的“管理热潮”。更为重要的是《企业的概念》被誉为是带起全世界“分权”热潮的著作。德鲁克这些早期作品讨论的方向大多是以社会、政治和管理为主。作为“旁观者”的德鲁克实际上是一个很熟悉政治规则、政治历史、甚至是西方官场运作机制的人。按照瑞克·沃兹曼（Rick Wartzman）的说法：“德鲁克自称只是旁观者，其实一点都不正确；他绝不只是站在舞台两侧而已。70年来，他参与了很多演出，而且常常是主角、导演、编剧或编导一体。”[19] 1942年，他选择到本宁顿学院任教授职位，讲授的内容也属于“杂家”诸如政治理论、美国政府、美国历史、经济史、哲学和宗教等。1943年德鲁克进入通用汽车公司服务。此外，德鲁克虽然不是神职人员，但也抽空为市区一家教堂讲经；他还曾经服务于美国国防部的顾问委员会。[20] 德鲁克有能力从事许多跨学科的研究和思考，同时掌握一定的规律和持守相应的原则。他是一个具有“跳跃式的、像蚱蜢一样”的杰出的科学家和商人的思维；又能从一个特定和具体的事物发展变化中，找到准则；同时他还能在敏锐的感觉中去捕捉概念性的原则。这些也是“旁观者”的特质。 在《基辛格的再造恩人（The Man Who Invented Kissinger）》中，德鲁克笔下的克雷马（基辛格博士的友人、恩师、精神导师和顾问）不就是一个“旁观者”吗？克雷马自己说：“我是个思想家、而非行动者。我不是属于聚光灯下的人物；此外，我这个人不做公众演说。”德鲁克说“这就是典型的克雷马。”[21]这段对话表面上讲的是克雷马，而弦外之音却是德鲁克自己可认同的“旁观者”——“资深的政策分析员”、“顾问”和“策略制定者”而非“行动者”。德鲁克自己在《英国最后一个异议分子（The Last of the Dissenters）》也是如此坦言的：“就性情而言，我是个旁观者，他（指布雷斯佛德Noel Brailsford）则是个活动家。”[22] 作为一个“旁观者”，德鲁克个性鲜明。卢斯的故事就是一个例子。《经济人的末日》出版后不久，德鲁克收到了《时代》、《生活》和《财星》的大亨亨利·卢斯（Henry Luce）表示欣赏的亲笔信。当时卢斯已经招募了很多才华超众的人为他工作，德鲁克显然也在他的涉猎范围。但是，德鲁克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这些英才一旦加入卢斯的队伍，一生便无佳作问世。心知肚明的德鲁克甚至毫不客气的扬言：“卢斯的善意，他给的高薪和溺爱，简直是才智的谋杀。若是为卢斯工作，我怀疑自己是否有份能耐，能成熟到抗拒那些诱惑？……卢斯见我居然有排拒之意，干脆给我一份高薪的闲差，就当作是他的幕僚。我已学乖了，于是谢绝了他。”[23] 我的问题是：德鲁克不与卢斯合作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德鲁克自己的“旁观者”定位还是因为他太了解卢斯了？还是因为良知与政治的永不协调性？或者是因为卢斯“耐人寻味的”中国背景？[24]的确不得而知。
4
小结
德鲁克是个“旁观者”，就像他自己的定位一样，他分析政治，谙熟政治而未成政治家；深谙经济学却没成为比尔盖茨；懂教育而未成教育家；深爱艺术却未能被艺术所困；了解宗教特别是基督教，但对宗教保持距离……。然而，最贴切的表达是：德鲁克正是一位天赋理智的“旁观者”。
 
本文参考资料：
Peter Drucker: Adventures of a Bystander.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4.彼得·德鲁克：《旁观者——管理大师德鲁克回忆录》廖月娟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彼得·德鲁克：“新版序”自《旁观者——管理大师德鲁克回忆录》第22-28页。南方朔：《放眼时代森林》自《旁观者——管理大师德鲁克回忆录》第4-7页。杨硕英：《世纪的光芒——彼得·德鲁克》自《旁观者——管理大师德鲁克回忆录》第8-13   页。司徒达贤：《侧看大师的文学轮廓》自《旁观者——管理大师德鲁克回忆录》第14-15页。许志军：《亲炙大师的灵魂》自《旁观者——管理大师德鲁克回忆录》第16-19页。施振荣：《企业界的老友》自《旁观者——管理大师德鲁克回忆录》第20-21页。瑞克·沃兹曼（Rick Wartzman）和布里奇特·劳勒（Bridget Lawlor）合编：《旁观德鲁克》（Drucker: A Life in Pictures），张美惠译。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15年。 [1] Peter Drucker: Adventures of a Bystander,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4. 中文版，彼得·德鲁克：《旁观者——管理大师德鲁克回忆录》，廖月娟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2]“爻”是《周易》中卦的基本符号：由阳爻‘—’和阴爻‘- -’组成。《易·系辞上》有云：“爻者，言乎变者也。”《易·系辞下》有云：“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3] 司徒达贤，中译本序，第15页。[4] 施振荣，中译本序，第20-21页。[5] 杨硕英，中译本序，第9-10页。[6] 杨硕英，中译本序，第10页。[7] 南方朔，中译本序，第4-5页。[8] 南方朔，中译本序，第6-7页。[9] 南方朔，中译本序，第5页。[10] 司徒达贤，中译本序，第14页。[11] 德鲁克，英文版，p.4.[12] 德鲁克，中译本，第29、36页。英文版，p.1.[13] 德鲁克，中译本，第160-161页。英文版，pp.96-99.[14] 德鲁克，第37、116-117页。英文版，pp.7.57-58. 从前，有个陆地叫亚特兰提斯，因为骄傲、自大和贪婪而灭没于大海之中。有个水手误入其中，并发现其中有居民，每到星期天，伴随钟声响起，居民就到豪华的教堂礼拜，目的是为了获得其他六天的放纵和欺诈。水手目睹这一切，目瞪口呆。因此他诚惶诚恐，度日如年，生怕失去生命。[15] 德鲁克，中译本，第30-31页。英文版，pp.1-3.[16] 德鲁克，中译本，第33-34页。英文版，p.4.[17] 德鲁克，中译本，第196-198页。英文版，pp.108-109.[18] 德鲁克，中译本，第215、362页。英文版，p.210-211.[19] 沃兹曼和劳勒：《旁观德鲁克》，2015年，前言。[20] 德鲁克，中译本、第342、347页。[21] 德鲁克，中译本，第256页。英文版，p.147.[22] 德鲁克，中译本，第308页。英文版，p.179.[23] 德鲁克，中译本，第387-388页。英文版，p.227.[24] 卢斯是出生在中国，是传教士的后代，德鲁克觉得卢斯的管理模式都是中国化的或是中国人的政治方法。他说：“卢斯可以说是个中国人。卢斯并没有注意到他处理人际关系的模式。他办杂志那一套简直是出自中国传统政治、从古代汉朝以来至现代政治，制造党派斗争、在高位权重的人士间挑拨、鼓励年轻人来找他，但不可让他们的上司得知——让内斗越演越烈、互相猜忌、对立。”（德鲁克，中译本，第399页。英文版，pp.241-243.）—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