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历史一再表明，依靠直觉能带来许多富有洞察力的联想，从而导致不确定状况下人所不得不做的判断和行动；然而在很多场合，不可违言，靠直觉弥补出来的信息及其联系会产生重大的偏失，往往导致荒谬的“非理性”行为。
上期我们谈到了边驾车边发短信是一个坏习惯，可能致命的，可是美国20岁以下的驾车青年中经常这样做的竟多达29%；而美国最大的JP摩根银行的CEO戴蒙（被华尔街誉为“最佳风险管控先生”）也披露过银行因为过度冒险且疏于监督，投资亏损巨万，则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证：江湖老手和少不更事的年轻人都会犯同样的错误，或置安全于度外或陷企业于险境。过分乐观地高估自己有能力驾驭不确定性的，显然乃人类共有的倾向。
例如，在评估驾车技术时认为自己高出平均水平的人占了绝大多数。美国的驾车者认为本人高出平均水准的达到了85%，在瑞典甚至超过了90%，这无论在逻辑上在统计学都是不可能的事。又如，新婚夫妇当被问到将来离婚的机会有多少，他们的回答是接近于0，而略有生活经验的美国人都知道，新婚夫妻日后离异的概率不低于40%。
人们倾向于如此高估自己，倒不是纯粹有意自欺。在你问到某人的具体身高时，他回答的偏向就不至于这么大，因为身高的测度既明确又容易验证，很难打马虎眼的。可是在不确定性难以衡量，或者结果要很久才能得到验证的场合（譬如说，五十年不变之类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当评价自己的孩子，比如说，相信自家男孩子聪明过人，或者女孩子漂亮出众，超过90%的父母会这么干，就是很正常的了。毕竟，谁也不能精确测量出，什么是聪明什么叫美丽！
市场预测或风险估算也类似，别说不常有明确的结果，即使能够验证，也得很久以后的事了。如果追查对经济走势的预测，做时间序列的分析，你很容易发现，即使CEO、CFO等的预测，也不比常人高明多少。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必须维持自己专业人士的形象，否则谁还愿意高薪来聘用他们？（有机会我们再来分析这类言行背后的利益动机。）拿学者专家来说，过高估计自己能力的倾向也十分明显。有多达94%的美国的教授学者认为自己的研究能力超出平均水准。我们的儒生传统也不遑多让，有一种无端拔高自己的倾向（请注意并不是孔夫子的传承）。记得1989年我初访台湾的“中央研究院”时，进得大门，就看到大幅的“标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名画家欧豪年书）不免哑然，心想，士人“意淫”竟至如此，能不觉愧怍？
针对这类人类共有的倾向，用绝顶聪明的物理学家，举世闻名的费曼教授的话来说，“最要紧的是别唬弄自己；毕竟，你自己是最容易被愚弄的对象”，我把它称为“费曼原理”。
为什么人类有过分乐观和高估自己的通病呢？在自欺（而后或许才能欺人）的诸多原因里，有两个特别值得我们注意：
1、它的局限和人脑前台cache的有限容量是分不开的，使人过度地关注众多信息里面自己想要的那一部分。
卡尼曼在这方面有深入研究，系统1以直觉感受来快速处理和判断信息，和所谓的“你看到的即为全部”（WYSIATI, what you see is all there is）有很大的关系，经常会造成“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后果；
2、人需要对信息的意义有整体性的把握，才能处理它们。
形象地说，人是无法“管中窥豹”的。看到一个“斑点”，人一定会思忖，它是一个甲虫，一个墨圈，还是能把它联想成为“一头豹”？否则难以产生行动。
这种情况和电脑全然不同。电脑在呈现一幅高精度的图像时，可以在视屏上逐行显示，也可以由粗疏逐渐精细化来显示，两种显示只是算法有差别而已。对于人脑，认知的效果却完全两样：图像呈现部分的场合，人脑对逐行方法会茫然无知；而粗-精方法却令人能做跳跃性理解（直觉地联想和诠释）。
举例来说，当一幅图像显示了37%的内容，不管用哪种方法计算机处理都完成了37%；于此相对照，用逐行法来提供信息，人脑的感知和理解可能接近于零；而用粗精法给出的信息，人脑的感知和理解甚至可跳跃到87%以上。现实生活里，有用信息往往要在过程中才能展示出来的。逐行显示的模糊信息，增加了“得窥全豹”的难度。许多关键联系（critical links）非到最后的关头是显示不出来的，而缺少了关键信息，其他信息的含义至多是含混不明的。在这类场合，人脑的直觉就会跳出来“补足”（有网民将其称为“自行脑补”，倒是蛮形象的），凭借盘踞在前台的印象、惯例、感受、情感，来推测关键的联系，并自圆其说地诠释其他信息的含义。
历史一再表明，依靠直觉能带来许多富有洞察力的联想，从而导致不确定状况下人所不得不做的判断和行动；然而在很多场合，不可违言，靠直觉弥补出来的信息及其联系会产生重大的偏失，往往导致荒谬的“非理性”行为。
那么，人类对信息和决策的“理性处理”即“系统2”，能不能及时地出面干预，来加强和匡正“直觉处理”的系统1呢？换句话说，在什么场合人们会觉察系统1已不胜任当前问题的处理，有必要调用系统2来干预纠偏呢？系统2 能否和系统1有效协同，来提升我们决策的质量呢？
有了上文的分析，我们明白，做市场预测的专业人士的许多错失并不是“贪婪”两字所可涵盖的。他们的错误，在更大的程度上，是过度迷失在自己以往取得的成功，不断价码，直至超过了自己的“能力圈”才犯下的。因此针对某个人或某群人的指责，以为只需剔除几个“烂西红柿”就能解决问题，是很轻率的。其实可说，人无不是“西红柿”，缺少了合理的制衡，扭曲了激励的机制，难保不烂。
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人对自己的高估有其非常积极的一面。无论在科技探索还是在市场竞争，积极高估自己的本身，是人类的“进取心”、“探索精神”、“不服输的信念”、“对未来的期待和展望”的一个重要来源，人类文明的创新和突破有很多正是由此而得到推进的。你不妨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关键在于，要认清人脑的限度，以及人脑认知的限度。
且举几个中性的例子。当乔丹跳得比众球员高不了20厘米，刘翔跨栏至多快了２%，就被誉为“飞人”；当年的欧文斯的百米成绩10.3秒，就激起人们的幻觉，要他和纯种赛马来竞速，虽然他的时速还不到36公里，而马的速度轻易就能超过60公里，灰狗、野兔甚至达到了70公里；博尔特的百米成绩进入9.7秒，就有人奋起欢呼称人类的奔跑速度将“永无止境”……
这些成就，要知道，只是在人和人之间的人际博弈里才显得出类拔萃的。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恐怕是哥伦布对新大陆的发见。哥伦布的探索靠的几乎全是（过于）乐观的信念，全无所谓的理性计算为基础。哥伦布仗着自己百折不饶的乐观进取，几经挫折后，终于得以带领三条小船出海远航时，所载的给养还不够他们抵达目的印度的航程的五分之一。要不是哥伦布的绝佳运气，即便再迟几天才巧遇牙买加岛屿的话，濒临饿毙的船员准会哗变，把他给宰了！
哥伦布一举成为人类最大的“地产开发商”，在整个文明史都可说是空前绝后的。偌大的南北两个美洲大陆，“动迁”一点没费事：西方的远征队，兵士常常不足200，却轻而易举就能击溃数百倍于自己的原住民军队。以至于一百多年后，白人还只用了24块金币就从印第安头人手里买到了整个曼哈顿岛；以至于五百多年后的今天，你还到处能看到哥伦布的高巍塑像，耸立在欧美各地的显赫景点……
然而，大脑又是如此精细——其复杂超过了宇宙间任何其他的构造，难免会出错，而且哪怕是一丁点儿的失衡就有可能带来大麻烦。最近二、三十年来的脑神经、认知心理和行为科学的迅猛进展和半个，给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在更新的认识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证实了人的行为，无论是好是坏，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大脑生理的运作结果，同传统习见里全是靠“意志”或“觉悟”就可以节制的认定，是大异其趣的。
这个新认知，对如实地解析我们所处的环境和市场，乃至文明史的诠释，都甚为关键。举一个例子，国学大师王国维的自杀行为来说明。历来的说法，从清帝逊位、国事愁乱、与亲友（罗振玉、郑孝胥等）有过节、不见容于他的独立人格或自由精神，等等，来找王国维的自杀根源，都不近情理，也不合逻辑。你就是翻遍《海宁静安先生年谱》也找不到。王国维很有可能是得了抑郁症，投湖自尽是他厌世的结果。其实，大脑的基因倾向在受到环境促发，化学物质的些微失调，从而造成抑郁，导致悲观厌世，是太常见的失常了。这一叶的障目，人们茫失了大师有大脑失衡的可能。而屏蔽了这个相当有说服力的方向，对王国维的死因的探索，就成了无功的徒劳。（当然，替伟人讳的“德性大义”的顾忌，本身就是造成众多“历史吊诡”的渊薮。）
前辈思想家里有不少，如王阳明、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法斯丁格（Leon Festinger）等人的开创性探索，曾借助对人的表层行为的考察，各种常态和变态的心理表现，来推测心理和大脑的底蕴联系，做出了深具洞察力的贡献，启示了人类怎样来认识自己。然而总体而言，还不过是在人脑这个“堡垒”的外围打转时生成的感悟、联想和推断。然而近年来对人脑的研究取得的长足进步，给人类认识自身带来了崭新的局面。
作者简介：孙涤，1949年生于上海。曾获得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经济学硕士和德州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并担任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正教授及信息管理系主任、中国建设银行总行投资部门总经理、深圳发展银行首席信息官等职务。曾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美国富布莱特学者、美国教授学者协会（加州）会长，以及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浙江财经大学等多所院校的兼职教授。致力于探索人际合作的价值、规则、观念和效率，及其文化渊源和组织演化；传播现代管理的知识理念和工具方法，为之撰述和出版作品二十余种，包括《青铜法则》、《管理琐话》、《市场的博弈》、《罗伯特议事规则》、《易卦解构》等。对中国文籍素所爱好，尤喜《易经》、《道德经》等史典，研读凡四十余载。近年来集中专研《易经》对文明合作进展及人际互动管理的影响，并将思索和悟得分享与人。已出版的《易卦解构》，即此努力的一个综述。（该书运用计算机的数据分析和图像处理、辩证逻辑和统计方法，来解析易经的卦象结构，揭示其数理底蕴，据以建立起易卦整体结构和各类排序，以及个卦之间的种种联系。在此创新基础上，作者提出了易学诸多“元问题”的合理解答，进而开发易学在经济管理方面的新应用，形成了“相反相成”法则即“对称美”的宇宙观的新诠释。）
Dee Bruce Sun，Emeritus professor of Management at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Long Beach. He has also served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as the GM of Investment Banking Department and a director of the IPO Office, and Shenzhen Development Bank as CIO. He achieves many management and IT projects and awards in China; publishes 25 books in Chinese;and becomes influential through his newspaper columns. He holds Ph.D. in Management (UT-Austin, 1988)and M.A. in Economics (OSU-Columbus, 1983)degrees. He was the President of Chinese Economist Society (1988-89), and a Fulbright Scholar to China (199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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