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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总有理（ID：zmrben115)


“对那个时候的回忆，
永远鼓舞人在新的情况下，
做出些意志坚强的果敢决定。”
——作家·柳青
「逝于1978年6月13日」
出自小说：《创业史》
……
01.
 
1984年年初，28岁的孙延林接到国庆阅兵通知。为参与这一重大时刻，他忍受着零下18℃的低温，一天站4小时军姿。为改掉脑袋右偏的毛病，他在脖子上别了颗别针。
 
站到5月时，孙脖子上全是血。那年夏天巨热，地面温度45℃，几个月下来，孙延林掉了近10公斤。9月28日，完成最后一次合练。回到阅兵村，已是凌晨两点。后来的一切告诉他，所有的汗水，似乎都是值得的。
 
他成为了历史的见证人。
 
国庆35周年阅兵一事，早在1981年邓小平就发了话。由于各种原因，阅兵中断了25年。这次阅兵，处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要搞成建国以来规模最大、机械化程度最高的。其宗旨也很明确，叫做：
 
振奋民族精神、鼓舞爱国热情、检阅建设成就、增长四化志气。
 
为此，一汽挑选最好的材料和技术人员，造了一辆“红旗C770TJ型”活动顶篷高级检阅车。北京近郊专门建了阅兵村，有公路、有营房，食堂、医院齐备，日常设施一应俱全。
 
10月1日，1000人组成的军乐团奏乐，一万多人组成的42个地方方队雄赳赳地走过长安街，自研武器纷纷亮相。在激昂的鼓点中，孙延林转头看到了高高的城楼。谁也没想到，群众队伍路经广场时，北大的学生突然展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小平您好”四个大字。
 
《人民日报》的王东迅速按下快门。次日，照片出现在各大报刊的头版头条，成为那次阅兵中最感人的画面。当时还在校团委负责文化工作的徐小平激动不已，赶紧写了篇文章发表。
 
那四个大字，是北大81级生物系的几个学生写的。虽然违反规定，但事后谁也没被追究。那不止是北大学生想说的话，也是全国人想说的话。
 
1984年，在总设计师的带领下，中国迎来了一个重要的年份。从年初到年尾，广袤国土上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这里面，有突破禁区的艰难，有收获荣光的喜悦，有个人的奋起，有群像的突围，有当时激荡的争论，也有日后变革的伏笔。那是拥抱世界的一年，也是展现自我的一年。
 
后来人们说起那一年，往往会用四个来形容，叫做：
 
春潮涌动。
 
02.
1984年最重要的事，是视察深圳。
 
1月，邓小平抵达深圳。由于前一年对深圳的指责颇多，备受压力的特区领导希望邓小平能说点让人放心的话。岂料，一路视察的他迟迟不表态。提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袁庚问是否犯忌，引起全场大笑。到珠海后，邓小平题字，说特区好。深圳领导赶紧派人去求字。
 
2月，回到广州的邓小平终于写下“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还专门把时间写为1月26日。
 
也就是那时，33岁的王石路经深圳国贸大厦，看到许多警察，一打听，说是邓小平视察。王石心里咯噔一下，知道机会来了。4个月后，“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成立，王石把倒玉米的经验用在了新业务上，开始倒卖进口办公设备，一步步积累资本。4年后，王石大刀阔斧地改革，将公司更名为“万科”。
 
如果说王石是敏锐，那任志强就是勇敢。那年北京西城区的人给他打电话，问愿不愿意加入华远。由于没有独立经营权，任要注册新公司。手上没钱的他跑去当“倒爷”，赚了30万，把华远吓一大跳。随后，他贷款数百万，拿到西单老商业区的重建项目，进军房地产。
 
同年，40岁的柳传志，也生猛起来。
 
他离开办公室，创建了一家计算机发展公司。启动资金是计算所给的20万，全公司11人，都年过40岁，在20平米的传达室里，靠着几张烂桌子创业。旱冰鞋、电冰箱，他都卖过。为了倒彩电，一次性被骗走了14万。就在柳传志近乎绝望时，中科院验收计算机的业务，为他带来了70万服务费。一年后，柳传志说服倪光南进入公司，保证能把一个汉字识别系统卖出来。那个系统的名字，叫“联想”。
 
「柳传志创业的传达室」
这一年，张瑞敏出任青岛日用电器厂厂长。彼时，青厂濒临倒闭，资债相抵还亏空140多万。张到任时，来了53张请调报告。工人8点钟来，9点钟走，10点厂子就空了。张瑞敏没怕，一口气上了13条规章制度，第一条是“不准在厂里大小便”，违规者一律开除。一年后，他把76台不合格产品砸成废铁。后来公司改了名字，叫“海尔”。
 
同样是这一年，李经纬听说广体研究出一种运动饮料，可以恢复体力，他便上门求合作。李向来魄力过人。拿到授权后，直接盯上了奥运会。连标识和包装都没定下来，他就敢去上头找人。最终，这款名叫“健力宝”的饮料，一年卖到345万元，第三年就卖破了一个亿。
 
1984年，在深圳南油集团工作的任正非，由于看不惯有些人得过且过，给老总立“军令状”，要单独管一个公司，结果被泼了冷水。为了安慰他，老总让他去一个子公司当副总。第一笔生意，他被骗200多万。幸好任正非没被挫折打倒，他开了家电子公司，帮朋友卖起了程控交换机。3年后，在一间杂草丛生的房子里，创办了“华为”。
 
还是这一年，潘宁拿着手锤，硬生生凿出一台双开门冰箱。研发成功时，潘宁冲进雨中嚎啕大哭。是年10月，“容声”横空出世。同年，李东升在一家农机仓库里和香港人合作生产录音磁带，“TCL”就此诞生。曹德旺去武夷山游玩时，发现汽车玻璃生意，高兴得合不拢嘴；李书福修鞋时，发现冰箱原器件赚钱，开始了创业之路。
 
3月，福建55位厂长的呼吁书《请给我们松绑》轰动全国。不久后，厂长的中心地位得到凸显。豪杰的出现、体制的改良，让1984年成为“中国现代公司元年”。
在自由的空气中，刚起步的人，一个接一个地大干快上。
 
还有一些人，正伺机而动。
 
他们是刚进入工作岗位的史玉柱，是拿着46元月薪的潘石屹，是刚毕业的冯仑和刚当上文员的张近东。这些初入社会的青年，会在之后的几年，投身商海，开辟新的战场。
 
1984年，上海微电子技术应用汇报展览会，邓小平站在一个叫李劲的孩子身后，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
“计算机普及要从娃娃抓起”。
 
10年后，一种叫“信息高速公路”的东西来到中国。谁也没想到它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何等巨变。至于娃娃们，1984年，只有李彦宏和马化腾知道计算机是个什么东西。10岁的刘强东，梦想还是当村长。20岁的马云，刚刚被破格录入杭师。商业二字，跟他们没有半毛钱关系。
 
也是那一年，还在上班的王中军，一心想做大他的《购物指南》，将其办成中国最优秀的杂志。复旦新闻学院的新生王长田，求知若渴，最大的遗憾是一晚上只能听一个讲座，上两门选修课。
 
无法想象，35年后，由他创办的光线传媒投资的动画片《哪吒》，会收割近50亿的票房，在本土超越美国的《复联》。
 
毕竟那时，中国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大片。在宫崎骏拍出《风之谷》卡梅隆拍出《终结者》时，中国导演还在探索之中。
 
但也就是那年，阿城他爸，钟惦棐老爷子说：
 
“中国人并不笨，我们有充分的信心赶上世界水平，尤其是中青年导演，将会成为前进的主力军。”
 
老爷子说得没错，1984年，青年队伍里，要出牛逼导演了。
03.
1984年，最火的电影是《人生》。电影上映，造成全民热议。有学生对高加林抛弃刘巧珍不满，气得要去跳楼，被人劝了半天才下来。
 
此前，拍《没有航标的河流》时，路遥的《人生》在剧组里传来传去。导演吴天明看了，想拍，一打听，说有人抢先了。再一打听，说要去九寨沟拍。吴天明心说陕西故事怎么能去九寨沟拍呢，立马找到了路遥。
 
随后，两人带着队伍，踏遍陕北采风。这期间，吴被任命为西影厂厂长的消息传来。那两年，要求干部“年轻化、专业化”，43岁的吴天明成了全国最年轻的电影厂厂长。他怕自己当不好，路遥说：“你怕啥，回去先弄它一个月的会，让干部向你汇报，啥也不说就行。”
 
说倒是没说，结果开全厂大会，吴天明把吃闲饭的人全撸掉了。夜里，有人给他打电话，说我操你妈。吴天明又开会，当着全厂人：“我姓吴的办事堂堂正正，谁骂了我你有本事站出来，不然我操你奶奶。”
 
这个生猛的厂长，很快就办了件大事：扶第五代上位。
 
吴天明拍《人生》时，两个年轻人正在拍《黄土地》。导演陈凯歌，摄影张艺谋。两人遇到困难，找他求助。他又是给车，又是给钱，让他们在陕北几千公里选景。电影上映，轰动影坛，拿下好几个国际大奖。以至于在太原学油画的文艺青年贾樟柯，看了电影非要去考北电。
 
同时，吴子牛《喋血黑谷》田壮壮《猎场札撒》黄建新《黑炮事件》纷纷出现。《黑炮》引起争议，吴天明说：“是我让拍的，要找来找我。”
 
同样重要的前辈，还有广西电影厂的韦必达。陈凯歌本来想拍《孩子王》，他觉得太沉重，推荐《深谷回声》，让陈拍成《黄土地》。那时，陈凯歌意气风发，拍片，誓要打破传统电影叙事。那时，张艺谋极为苛刻，为一个完美画面，带着剧组踩了4个小时，在山坡上踩出一条白色小路。
 
拍片时，陈对张说：“你呀，心比天高。”果然四年后，张就拍出处女作《红高粱》，拿下柏林金熊，轰动世界。
那时候，张艺谋写信感谢韦厂长说：
 
“也许，我们将来可能成为艺术大师，名人，但我们永远记得年轻时，我们是怎样起步，有人曾小心翼翼地搀扶我们。”
 
1984年，香港电影，也迎来了新人。
 
那年，杜琪峰拍电视剧《鹿鼎记》，康熙和小宝，一个是刘德华，一个是梁朝伟。前一年，梁朝伟首次触电，出演《疯狂83》，同年港姐出道的张曼玉，在这一年参演邵氏的《缘分》。《缘分》的男主本来已定，但因为场记陈嘉上非常喜欢张国荣，到处拉人投票，男主就换成了哥哥。由于《Monica》大火，连女主角的名字，都从Dion变成Monica。
 
那一年，《缘分》里梅艳芳，拿下金像奖最佳女配。最佳女主，是一个叫叶童的女人，后来我们认识她，还是因为《新白娘子传奇》里的许仙。那年，发哥已上位，出演《等待明天》，次年拿下金马，这一年，却败给了当初跟在他身后的小弟。此人名叫梁家辉，本来没啥名气，因为和大导演李翰祥的女儿拍拖，出演《垂帘听政》，一举摘得金像影帝，然后就去摆了地摊。
 
而跟他配戏的，是内地最红的刘晓庆。
 
1984年，由于感情风波，刘晓庆留下了一句发自肺腑的时代名言：
 
“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做单身的名女人，难乎其难。”
 
另一位封神的女演员巩俐，当初还想一门心思考声乐，没想当演员。倒是台湾女神林青霞，跑去香港试水，参演《新蜀山剑侠传》。电影用《星球大战》的班底，没捞到什么大奖。导演徐克并不气馁，依然搞他的技术流。此前，由于作品剑走偏锋，一直没人敢投他，是吴宇森给新艺城打包票：
 
“你们找他拍，一定叫好又叫座。”
 
1984年，吴宇森拍了个《笑匠》，口碑极烂，以至于在台湾蹲了三年。三年后，吴宇森拍出《英雄本色》，震动香港。
而捞他回香港的人，就是徐克。
 
同样是那年，廖伟雄要拍《吉人天相》，刘镇伟客串三天，结果第一天廖就有事，让编剧王家卫顶班。就这样，新人演员刘镇伟和新人导演王家卫相识于片场。多年间，两人互相扶持，拉着同一拨巨星，一个《东邪西毒》一个《东成西就》，还调侃出一句著名台词，叫“爱你一万年”。
1984年，成龙《快餐车》的票房，被新人李连杰的《少林小子》压了一头。吴孟达为了还债，拼命锻炼演技。周星驰在做主持人，喜剧之王还是许冠文。“双周一成”的格局，连影子都没看到。当时，内地很多人对于港片一无所知。大家唯一熟悉的，是一首叫《酒干倘卖无》的歌曲。
 
那年，出演《开心鬼》的黄百鸣，一晚上写出《搭错车》的剧本。作为电影主题曲，《酒》听哭了两岸三地的观众。
而歌曲的作者，那个写《龙的传人》的侯德健，因为突然跑回大陆，让华语乐坛出现了一次神奇的交接。
 
一个新的流行时代，就这么来了。
04.
 
侯德健离开前，本来要做郑怡的专辑。他跑了，公司问郑：“我看你那个男友懂点门道，要不然让他来试试？”
 
送瓦斯的李宗盛，第一次成了制作人。
 
1984年，台湾摇滚歌手薛岳的专辑做不下去了。李宗盛又被公司找上：“小李啊，前几个制作人都被薛岳折磨死了，你来救场吧。”写民谣出身的李宗盛，硬着头皮跟薛岳进了棚，写下一首《摇滚舞台》。在那张专辑里，小李发挥了他擅长的抒情，然后自嘲说：这是假摇滚。
而真正写摇滚的罗大佑，在1984年出了张温情的《家》，被骂得狗血淋头。不堪其扰的罗大佑离开台湾，随后跑去香港做电影音乐。如此一来，李从罗的手中接棒，打开了华语音乐的新局面。用马世芳的话说：
 
“那之前，是罗大佑的大时代，从此，是李宗盛的小时代。平凡人的心事，你我他的琐碎，也能写成史诗。”
 
台湾更新换代，香港也是如此。
 
1983年，“十大劲歌金曲”被推出。这一极具权威的颁奖礼，将香港音乐带入巨星时代。由于连续摘得最受欢迎男歌手奖，谭咏麟成为首位“天皇巨星”。同时期，香港的大街小巷里播放着张国荣的那首《Monica》，艳妙的舞姿令万千少女痴迷。1984年十大金曲，两人相继登场。
那一年，谭咏麟打破香港歌手在红勘初次开唱的场次纪录，张国荣上遍了香港大大小小的节目。“谭张争霸”的序幕，就此拉开。
 
1月，邓丽君曾在香港举办演唱会，门票提前两月发售，两天卖完，预定的4场，增加到6场。而由她独占鳌头的局面，很快就要过去。那一年，梅艳芳、林子祥、陈百强、叶倩文、林忆莲等人你来我往、巨星争艳，粤语歌全面崛起，迅速成为华语流行主流。那时，张学友刚凭《大地恩情》获得首届十八区业余歌唱大赛冠军，后来《吻别》400万张的成绩，根本没人敢想。
 
至于内地，虽然刚刚起步，但却意义重大。
 
因为它所关涉的，不仅仅是音乐本身，还有新鲜的空气。
 
1984年，300多家音像公司出现在内地。此前，《乡恋》在春晚上得到正名，连唱《白毛女》的朱逢博也对李谷一表示支持，所谓的“靡靡之音”，有了一个新称号，叫“通俗歌曲”。各式各样的磁带，出现在市面上。张行的《成功的路不止一条》，2个月卖了350万盒，朱晓琳的《歌林新苗》，一年突破240万。这些出磁带的歌手里，还有个年轻人，叫崔健。
 
一个叫周亚平的商人，找他出了盘《浪子归》。专辑都是甜腻民谣，连《浪子归》的词都是校园民谣推手黄小茂写的。这显然无法满足崔教父摇滚的心。他已经组建了“七合板”乐队，窝在家里琢磨原创摇滚了。
 
同时期，“不倒翁”乐队成立，丁武、臧天朔等人为找排练场跑断了腿。好不容易接到商演，人到齐了，演出却被取消，哥儿几个只能在火车站过夜。也就在前一年，法国马克西姆餐厅开入崇文门西大街2号。很快，初代摇滚老炮儿们天南地北地赶来，在那里聚会、狂嗨。
 
不过，老百姓不知啥叫摇滚。在1984年《群众喜爱的十五首歌曲》这张磁带里，唱《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的蒋大为，一人占了三首。大家喜欢《牧羊曲》《美丽的心灵》和《大海啊，故乡》。尤其那首《在希望的田野上》，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充满祈盼的心声。
1984年，电影乐团的一位小提琴手问女儿，云南音像想签年轻歌手，要不要去试试。女孩儿去云南录音，很快，《东京之夜》诞生，换来1400元的巨款。万万没想到，起印60万张的专辑迅速销售一空。云南又花了6倍的价钱邀她录制第二张。在那个紧绷的年代，大街小巷都在放她的歌，那摇摆的歌声，令人心生欢畅，以至于唱片卖破千万张。
 
两年后，这个名叫张蔷的姑娘，登上《时代》周刊。人们给她起了个响亮的名字，叫“迪斯科女王”。而那时，10岁的彭磊还在学画画，“新裤子”的《别再问我什么是迪斯科》还早得很，更别说什么《乐队的夏天》。
 
至于马东，正要去澳洲留学。1984年的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只熟知他父亲在春晚上那一口幽默的唐山方言。
 
说到春晚，当年所有歌手，大概都红不过一个人。
 
那就是香港电子表厂的工人，张明敏。
 
05.
 
1984年的春晚，就是1984年的气氛。
 
在开放背景下，春晚导演黄一鹤就想，能不能找香港歌手来参加？他去深圳打听时，听到了《我的中国心》，一下子就被击中了，四处找人问是谁唱的。几经波折，黄终于联系到了张明敏。然而，节目排完，突然接到电话：“不许用港台演员，否则撤了你。”
 
黄一鹤没让张明敏走，不断往上打报告。直到腊月二十七，台长洪民生还每半小时打一次电话往上沟通，脸色一次比一次差，大家都觉得没希望了。结果那天中午，洪狠狠一拍黄的肩膀：“通过了！”
由于首届春晚成功，黄一鹤觉得这么大一台晚会，应该有首压轴曲。于是找到乔羽，希望他能写出表达家国团圆的作品。曲子出来，立马有人说，这音乐软绵绵的，怎么跟哀乐一样？这种声音一旦放大，后果不堪设想。但黄坚持要李谷一把歌录了下来。这便是那首《难忘今宵》。
 在那时，一个新事物出现，总是伴随着无数争议。
 
歌曲类节目如此，语言类节目亦然。
 
马季先生的《宇宙牌香烟》，一开始想说对口，但觉得捧哏作用不大，改成了单口。相声讽刺欺客现象，为了保险，马季先生一定要求去全国核查有没有“宇宙”这个牌子的香烟。节目排完，剧组不敢保证尺度，黄一鹤说：
 
“要么把我拿下去，不把我拿下去，节目就得上！”
 
同样的事，还有《吃面条》。
 
1984年还在做演员的陈佩斯，和同事朱时茂排了个小短剧。本来是为了慰问演出活跃气氛，没想到演一次爆一次。一次在某餐厅演出，厨子笑得衣服扣子都崩了。两人被黄一鹤带到剧组时，有人就说，节目让人笑成这样？是不是太不严肃了？万一笑出事，怎么办？直到春晚前，节目都没定。
最后还是黄说：
“你们好好演，出了事，我来顶！”
 
从此，春晚上多了一个节目形式，叫小品。
而当时，赵本山还在演戏曲电视剧《摔三弦》。三年后，他和潘长江在东北连演六百场《大观灯》，被姜昆挖掘，才有机会在1990年的春晚上《相亲》。也正是看了《相亲》，高秀敏才转行去演小品。
 
没有1984年的开放，没有人愿意扛压试探，也就没有后来的欢笑。那一年，有人想打破禁忌，有人想颠覆套路，有人想创造新生。各行各业，都有人铆足劲儿想推出一些不同的东西，拿莫言的话说：
 
“回头看那时的作品，你可以感受当时年轻人无限澎湃的激情。”
 
06.
 
1984年，文坛的激情，简直是滔天巨浪。
 
那一年，写出《人生》的路遥，决定写一部更宏大的小说。分为《黄土》《黑金》《大城市》3部，六卷，一百万字，取名《走向大世界》。做完前期准备，整个冬天，路遥都在为小说的开头苦恼。
 
不过那年，这部最终更名为《平凡的世界》的作品，刚刚起笔。真正给文坛带来震动的，是另一位陕西作家贾平凹。收到127封退稿信的他，终于在这一年写出代表作《商州初录》。远在北京的阿城看了，想到在云南插队时遇到的一个会下棋的知青，立马开始写《棋王》。
 
那时，他家紧挨马路，每晚都能听见赶羊声。初稿完成，阿城特意去见了贾平凹，带了一大堆泥塑狮子、手工布老虎回家。
 
《棋王》发表后，震动更大。那年，文坛一堆人在杭州开 “寻根会”，《人民文学》的主编王蒙，开始有意识地扶持新人。第二年，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带着颠覆气息闯入文坛，释放一个巨大的信号：
 
年轻作家们，要登场了。
 
那一年，在西藏待了七年的马原，丢出《拉萨河女神》，率先吹响先锋号角；莫言冬天写完《红高粱》，写信告诉他哥说，自己要把文坛炸平；张承志《北方的河》出来后，王蒙说“30年之内没人敢写河了”；韩少功写完《爸爸爸》之后发表《文学的根》，受到感染的王安忆，写完第一部长篇《69届初中生》，立马就投入《小鲍庄》的创作…
 
当时，开完文代会，李育杭去她家吃了顿饭。回浙江的路上，有人给他推荐了写《竹女》的作家。看完作品，李就想，文坛这帮人不识货，有朝一日这小子一定能出头。后来，“这小子”遇到马原，告诉他自己要写一本媲美《红字》的小说。一年后，他就写出了够吹一辈子的代表作，《活着》。
 
同样是那年，做生意没出路的王朔，把《空中小姐》来回改了9遍，抄了一百万字，总算登上《当代》。另一位王姓作家，为了跟妻子李银河在一起，一整年都在忙活出国。8月中旬，他飞往纽约。飞机起飞时，天空中一个炸雷，把送行的人吓了一跳。后来他把那时期的很多事，写进了《三十而立》。
 
那一年，刘震云刚毕业，池莉在读书，这俩人的“新写实主义”，八字还没一撇。跟他们一样默默无闻的苏童，被分到南京艺术学院作辅导员，审核学生资料，发放助学金。
整日做文学梦的他，对工作很不积极，每天写作到凌晨三点，第二天上班就打瞌睡，引起领导不满。那时，他才发了几首不出名的诗，每礼拜寄出的稿子都被退回，整个人极度沮丧。但同学告诉他：
 
“不要抱怨别人有眼无珠，要是真写得好，你的才华谁也挡不住。”
 
多年以后，莫言、余华、苏童这一批先锋作家，一定还能想起被马尔克斯带到马孔多的那个遥远的午后。由于接触大量西方现代文学，这拨年轻人在创造上爆发出极强的颠覆和反叛性，他们一个个激情万丈，彻夜不眠，甚至为写作出现幻觉，就为了写出一部牛逼小说，轰炸文坛。
 
那时候，谁想得到莫言能拿诺贝尔啊。
 
1984年，诺奖还太遥远、太陌生。
 
国人最期待的“零的突破”，是奥运。
 
07.
 
奥运会前，纪录电影制片厂拍了个《零的突破》，对着五环问：“朋友，你可理解每一个零对新中国来说，有着怎样的意义？”
 
1984年，新中国首次参加奥运，展现运动风采。能够在洛杉矶摘金，对于国人而言，无疑是一针兴奋剂。当时，首金任务一直压在王义夫肩上，谁也没想到，完成这一历史的人，成了许海峰。
 
小时候的“弹弓王”许海峰，算是跌跌撞撞进了国家队。1983年，他才知道有奥运会这个东西。参赛当天，最后一枪，瑞典的斯坎纳克尔和王义夫打完，暂列第一、第二。如果下面一枪不中十环，金牌就没了。结果，许海峰一枪命中，中国人在奥运会上实现零的突破。
 
那天颁奖，延误了40分钟。主办方也没想到，这么早的项目上，就有一个国家，一次性拿下两块奖牌，赶紧派直升机空运了一面五星红旗回来。
 
「奥运首金许海峰，图自新华网」
那一年，背负着巨大压力的女排，完成三连冠。此前的亚锦赛上，女排以0：3输给日本，全队落泪。在小组赛中，一度发挥不佳，十分艰难。然而，决赛中，女排顶住压力，一举夺冠。国庆35周年盛典上，女排专乘一辆花车，上面排着八个大字：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同样顶住压力的，还有跳水冠军周继红。当时，她与“跳水女皇”陈肖霞闯入决赛。前四个规定动作，陈十分稳定，但从自选动作开始，突然失误，排名降到第三。最后一跳，如果周继红出现一丝小失误，金牌就将旁落。偏偏向前翻腾三周半屈体这个动作，周一直做得不够好。然而这次一跳，极其完美。最终，冠军落到周继红手中。
 
当然，最耀眼的人，还是李宁。
 
在体操团体、全能都落败后，李宁一人独得3枚金牌。加上两银和一铜，成为获奖牌最多的运动员，被西方媒体誉为“力量之塔”。
而最能体现拼搏精神的，当属栾菊杰。因为训练过度，栾患上了急性肾炎。4年中，栾每天吃中药、打吊针，坚持训练，直到奥运会，依旧是中国剑坛第一人。由于击剑是西方引以为豪的项目，裁判常有偏袒。参赛时，为了发泄情绪，栾菊杰每场都会狂喊。赛完后，嗓子都哑了。
 
决赛时，栾菊杰势如破竹，连赢五分，以绝对优势获胜，大声发泄道：“你再想错判我，也没有办法了！我终于拿到冠军了！”
 
多年以后，50岁的栾菊杰，再次出现在奥运会上。
 
那一年的东道主，是北京。
 
08.
不止奥运会，1984年对新中国而言，有太多的第一次。
 
那一年，第一家西式快餐店“义利快餐厅”在北京西单开张，中国有了一家名为“中山温泉”的高尔夫球会；那一年，首家中外合资五星级饭店“长城饭店”开张，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成为全国首家试行股份制的国营商业企业；那一年，广州从美国引进第一部大片《超人》，一本表示只说真话的《南方周末》，也在那里创刊。
 
1984年初，印度尼赫鲁金杯赛，中国以1：0战胜世界强队阿根廷，随后夺得亚洲足球锦标赛亚军，取得当时队史上的最好成绩。
 
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试行条例》发布，中国人开始有了第一代居民身份证。5月，中国女子羽毛球队连克丹麦、韩国、日本，第一次获尤伯杯。6月，《中国妇女》杂志第6期38页，一位27岁的煤矿工人希望寻求心灵伴侣，中国第一则征婚广告，和有情人见面。
 
9月，第一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会议，要求放开生产资料的计划外价格，史称“莫干山会议”。10月，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举行奠基典礼，桑塔纳汽车将在中国刮起一阵旋风。同月，“体育发展奖-1984年北京国际马拉松赛”奖券开售，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发行彩票。
 
11月，第一支南极考察队从上海出发，奔赴南极。同月，上海诞生了新中国第一支股票“飞乐音响”。在一张巨大的海报下，副经理胡瑞荃背上钱箱，一手交钱一手交股。不到六小时，32.5万元股票售罄。
 
12月，作协第四次文代会，有人说，人民文学出版社把《金瓶梅词话》排好了，就该出版发行。会后，社长韦君宜向上打报告，申请印行《金瓶梅词话》，被批了1万部。那一年，在提倡“读书无禁区”的《读书》杂志的目录上，赫然印着聂绀弩文章的名字，《谈金瓶梅》。
 
那一年1月1日，中国工商银行成立，那一年12月31日，南极长城站正式开工建站。
从年初到年尾，建设、奋起、改革、突破、创新、松绑，迎接挑战、拥抱世界，片刻都没有间断。整片热土，欣欣向荣，无数的人，奋发向上。虽然有争议、有坎坷，有惶恐、有曲折，但前进的脚步，始终不停。
 
那一年，一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决定被一致通过，一份关系香港97回归的《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署。关于香港的管理，除了“马照跑、舞照跳”的承诺，会见港澳代表时，邓公表示：
 
“驻军是国家主权的象征，恢复行使主权后不驻军，那主权还体现在什么地方！”
 
1984年，去《把歌谈心》做访谈的张国荣说得好啊：
 
“香港是一个很可爱的地方，如果被人糟塌了，真的很可惜！”
 
09.
 
1984年，全国上下都洋溢着活力。
 
连姑娘们最喜欢的颜色，都变成了红色。
 
电影《街上流行红裙子》引领风潮，该片讲述了棉纺厂女工陶星儿冲破旧观念、大胆追求生活之美的故事，激起无数人的共鸣。那年，主管纺织工业的领导针对自己穿“紧身花褂”和“线条流畅的长裙”时说：
 
“我们有责任把全国人民打扮的漂亮点，不能用老着装来看待现在的问题。”
 
那时候，中国主要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纪录片《自行车的王国》里说，它就是城里人的腿。当时，拥有一辆自行车是一件很“壕”的事。越来越多品牌，开始给自己打广告。除了“永久”和“风凰”，还有蝴蝶、五洲、金鹿、飞鱼。那时的人绝对想不到，30多年后，一度离开国人生活的自行车再次占满大街小巷，这一次，它背后站着的，是一个叫互联网的东西。
 
比起拥有自行车，更“壕”的事，就是有电视。上海的“金星”“凯歌”“飞跃”，一度驰名全国，在1984年就有了上门服务。就在第二年，一部叫《上海滩》的电视剧登陆内地，女孩儿们开始为许文强疯狂，周润发风靡全国，大风衣、白围巾的装扮，成了男人们的撩妹利器。
 
那时，民间最热的话题是“倒爷”。《中国青年报》搞了一次调查，社会上最受欢迎的职业，第一是出租司机，科学家名列榜尾。
 
人们纷纷感叹：“修大脑的不如剃头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实际上，更多有理想、有胸怀的年轻人，是在读书。
 
1984 年社科院门口，来自全国各地的的教师、干部、记者、返乡知青、工厂学徒都想见一个叫丁学良的人。他们随身带着本子，希望记录下和丁的谈话内容，并把记录带回去传授他人。丁学良之所以受到如此厚待，是因为一套名为《走向未来》的丛书。他是丛书的编委。 
这套书，于1984年开始发行，发行5年，共74种，涉及各个学科。它代表着当时最前沿的思考，堪称一代青年人的思想启蒙读物。那些关注家国命运、关注时代趋势的知识分子，无一不受到它的影响。
 
那一年，所有知识分子心中，都怀揣着一个心愿：这个饱经沧桑的民族，一定要把握历史机会，要改变，要富强，要崛起。
 
要昂首阔步地，走向未来。
 
10.
 
1984年，还有许许多多的人和事可以说。
 
那年，马胜利胜利了，年广久长久了。北京的舞厅逐步开放，海南的汽车漫山遍野。长春炒红了君子兰，天津有了我国第一个地质自然保护区。大锅饭时代彻底结束，第一代农民工开始进城。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试验室投入建设，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被成功发射。振奋人的消息，一个接一个。
 
在历史的转折中，个人的奋斗、团体的努力、行业的革新，犹如万千河流奔腾汇聚，铸造了一个民族崛起之初的火热群象。
这里面，有智者的深谋远虑，有突围者的挺身而出，有自我实现者的不惧艰险，有怀揣理想者的激情飞溅。 
每一个新事物，背后都有无数人推动。
每往前一步，都凝聚着无尽的眼泪、汗水。
「1984年《人民画报》，中国女排队长，张蓉芳」 
35年过去了，温故1984年的人与事，它们是那样的不可思议，又是那样的理所当然。
35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它可以让一个婴儿变成青年，也可以让一个青年变成老年，它可以让年轻人追逐梦想，也可以让老人转身回望。它可以让“华为”变成最强大的公司之一，也可以让刚跳上文坛的莫言拿到诺奖，它可以让曹德旺把工厂开到美国，也可以让一部动画片创造历史票房…
在这35年的岁月之河上，想必有着和1984年类似的故事，举步维艰的变革，被巨浪带走的面孔，令人下泪的碰撞…
 
尤其重要的，是那些奋斗不息的个体。
这里面，有你，有我，有每一个人。
 
老话说得好，温故，而能知新。
 
在这个时候，重温1984，重温的不仅是一段段民间故事，关键是勇气、是担当，是清澈的激情，是向上的冲劲，是满怀的希望。
正因为拥有了这些可贵的品质，面对一次次挑战，才能够泰然处之，迎难而上。对一个个体如此，对一家企业如此，对一个行业、一个国家，亦是如此。
 
1984年，冯骥才发表了小说《神鞭》。
故事里面，神鞭说过：
“只要‘神’留着，不论多大风浪，也难不倒我们，不论嘛新玩意儿，咱都能玩到家。”
这所谓的“神”，说白了，小到每一个人，大到一个民族，无非就是他们历经辛苦后仍保留着的坚韧底蕴、可贵品质。
时间已经证明过一切。
 
相信明天，我们还会创造更多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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