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江府境舆图 
一、淞南地区及其核心聚落
      清代乡村的生活世界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秩序状态和政治情境之下，在以往的区域史研究中，其实已经引起了较多的关注，似乎已不成为什么问题。但细究真正契合乡村生活的内容，特别是那种既无强宗大族的长期存在、又无时间上系统有序的文本资源的非典型性乡村的研究，其实仍显薄弱。对这种平淡无奇的乡村生活史论述，其实更能映照出传统时代乡民生活的常态以及时代变革的影响，有其一定的价值。同时，也需要探究在一个共有生活空间中的人们，是不是都形成了某种规约的社会集团，并使其生存与再生产成为可能的问题，从而进一步廓清传统时代乡村社会构造的基本形态。
      在江南地区，作为核心区太湖平原十分关键的排水干道，吴淞江在王朝统治视野下的地位，一直很显重要，但一般都将其放在地方水利控制体系的框架内加以考察。至于吴淞江流域的乡镇社会生活，因河道淤塞、水利重建以及周边产业经济的不平衡等因素的影响，从上游的太湖之滨到下游入海处的宝山县，呈现出了太多的差异，仍需要进一步研究。
      据清代地方士人的观察，在吴淞江之南，存在着一个习称“淞南”的区域。而且，这种空间感觉应当是实际存在的。在“淞南”人的眼中，相比存在诸多繁盛市镇的吴淞江以北地区，这里的市镇只有高桥、纪王庙和诸翟三个非常普通的小镇，经济状况一般，民生相对艰难，在清代是一个“既非有山水之胜，又非有名贤之产”的地区。
      按李长传的概括，像东界宝山、上海，南界青浦，西界昆山，北界太仓的嘉定县，县域地形比较平坦，河流四达。主要的河流，就是北面的太仓浏河，南面与青浦接壤的吴淞江，都是自西向东流，沟通二河的河道则很多。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是横沥，自陆渡桥经县城，至南翔盐铁塘，经外冈、方泰二镇，均作西北东南流向；二是练祁塘，与浏河并行，从外冈经县城，直至宝山的罗店。这类河道，均有航运之利。淞南地方与这些镇市在空间上有一定的距离，交通条件也没有江北为佳。也可以说，在社会转型进程中，竞争力显得并不强。主要生活于康熙年间的当地人秦立撰写了《淞南志》，言及地方风俗时说：“嘉邑诸镇俱在吴淞江北，在江南者，惟高桥、纪王二镇。纪王地界松属上、青。土音多近青浦，视它处较劲。”嘉定县虽与青浦、上海分属不同的府域，但在文化上还是相近的。另据后来曹蒙的记载：“嘉定县四隅，镇凡二十有奇，多在吴淞江北岸。南岸则纪王、诸翟二镇。诸翟错处上、青，惟纪王全隶嘉定。市廛虽隘，物产颇丰。”这样看来，所谓的“淞南”地方，就是包括这些镇市及其周边的乡区，且在行政区划上有所嵌错。
      远在吴淞江出海口的高桥镇，多鱼盐芦苇之利，田土丰腴，人民殷富。重要社会聚落沈家宅，就隶属于高桥镇。这一地带离吴淞江中游的纪王、诸翟较远，一体化意味平淡。
      纪王镇(也称纪王庙或纪庙)，位于嘉定县城西南四十里，因纪王庙而得名，地方广可一里。镇市的中心，就是以汉代纪信为守护神的土地庙。在康熙十一年吴淞江疏浚后，户口又有所增加，廛市扩大，但市场规模仍没有超过晚明一里之规。据周鸣凤的《学田记》，纪王的规模次于高桥这样的镇市：“苏之嘉定，去郡城百四十里，东濒于海，其野衍沃而亢。乡聚以镇名十有六，其最大曰南翔，曰娄塘，曰罗店，户率千五百有奇；其次曰大场，曰江弯，曰高桥，曰月浦，曰真如，曰安亭，户半之；其次又曰广福，曰黄渡，曰纪庙，曰外冈，曰葛隆，曰杨行，曰徐行，亦三百余户。水陆之会，商赀嚣集。俗重货，而知学者或鲜，然其人醇朴易扰。”周边的镇市，距纪王最近的就是诸翟。
      诸翟的镇市情况相对清楚，但规模也不大，在康熙时期商贾聚集较夥，“市廛日扩，居民至七百余户”。咸丰四年间当地名士沈葵撰有《亭桥晓市》，描摹了镇市生活中的商业早市景象与地方民生：“晓日亭桥市，肩摩路不通。斗粮谋汲汲，匹布抱怱怱。未问鱼虾贱，但求薪米充。三竿时欲暮，归去急农功。”诸翟一般号称属于嘉定，但同时错处于上海、青浦两县，大概属嘉定者十分之四、属上海者十分之五而属青浦者十分之一。诸翟西部就在青浦县东北的三十四保区域，东属上海，北归嘉定。从上海县的基层系统来说，整个诸翟的一半位于县境的三十保。镇市以诸、翟二姓得名，故地方俗称“诸地”，青浦与嘉定地方则习称“紫堤”。所以诸翟的乡区空间，都是三个县域的交接区。从交通网络来看，到民国年间，新式交通工具兴起后，它距沪宁铁路的南翔车站有十八里，距沪杭铁路的樊王渡车站有二十里，需要依赖水路转接交通，还不是太方便。
      在清代嘉定地方士人的感受中，“淞南”区域就是吴淞江口靠近长江、今天位于主干道是黄浦江以东的高桥，纪王庙及其相距不远的错处嘉定、上海、青浦三县的诸翟等乡村。本文主要以清代中前期的纪王与诸翟为中心，拟对吴淞江中下游的嘉定县南部及其与上海、青浦两县交界的普通乡村地域的社会和秩序等问题，作一初步的论述，以期揭示出清初王朝建立后的漫长进程中，村落社会的统合与变化，经济地理环境在社会制度的变迁中有怎样的表现，以及权豪势族、田地大户、痞棍无赖在当中的存在情况及社会影响。
二、水利与民生
      淞南的地势，较真正的水乡泽国之区已高亢许多，并不完全适合水稻作业。同时因为依傍吴淞江，区域内众多的干支小河都受到这条大河的影响。尽管从元代以来，吴淞江屡浚屡塞，在江南水利中的意义，开始逊于浏河及后来成为太湖下泄主要干道的黄浦江，但地方民众对于水利一直比较敏感。淞南水利事业的兴替，都与吴淞江水流的变化相联系，民生的开拓也受到一定的局限。
      正如清人所言，“乡都关系赋役，水利关系利病”。在淞南而言，“吴淞江通，则一方均受其利”。乡间凡属种植之类，必赖支河水利，“旱则资灌溉，涝则赖宣泄”，关系甚大。当然，水利的改进亦可扭转地土瘠薄的影响。据秦立回忆，从吴淞江疏浚后，诸翟的“民物稍阜，习尚渐多”。
      在淞南的生活环境中，与整个长三角的环境压力一样，人地关系非常紧张，乡民都是“以田土为性命”，为了寸田尺土，时常相争，民间狱讼大半因此而兴。当地长者曾说：“自万历至今，田凡三变，万历中年漕粮改折，岁复屡稔，田价骤贵，至崇祯大祲之后，甚以空契与人而不受。或以其券故遗之地，行者拾得之，遂以粮已有属，因向追取。”到顺治初年，最重要的农业收益还是来自棉花，花价达至八分，田地之弃于人者纷纷翻赎，甚至发生诉讼。可是到康熙初年，因灾祲连年，官府又追比严酷，乡民为避赋税而不愿再多留田地。直至吴淞江重新疏浚后，水利复兴，田地生产才渐有起色。康熙四十七年与四十八年间，当地钱粮多次被蠲免，棉花价格再次抬升，每斤至六分，田价遂尔增值。田土的收益与水利、政治、自然灾害等因素是密切相关的，但核心问题仍在水利。
      经历元、明时期的环境变化，吴淞江河道一直趋向束狭，江面从原来的宽二里余演变到今天苏州河的宽广度，水量大幅度减少。所以在整个吴淞江流域，如果过度开发，吴淞江干道的水量补给就会减少，更易导致河道的淤塞与水位的下降，会引起河岸的坍落与河底的淤高等问题。在淞南地区，江、塘、浦、浜、沟等水文系统十分繁杂，都属吴淞江的支河及其派生系统，感潮程度高，泥沙的淤积以及乡间人为的阻塞，都需要常年予以维护疏浚。清代对于吴淞江流域的浚治一直持续不断，且各有重点，主要工作都在下游地区。按照制度上的设计，每年安排的浚河工作，官方需要编定塘长十七人，征派役夫三百四十名。显然，管控基层乡村的塘长，已是乡村社会的重要领袖，负责摄理与水利工作密切相关的徭役工作。比较而言，淞南地方相对偏僻，州县官吏不大到来，所佥派的役夫居然“多为它方开浚”，淞南当地鲜沾其利，这使得乡民们有“役法不均”的抱怨。
      纪王镇离吴淞江更近，当地的俨傥浦南连青浦，北入吴淞江，贯穿该镇南北的河段，就成了市河，也是该镇西南境的主干河道，即直通青浦县的顾会浦，地位十分重要。该河从同治十一年开浚后，历十多年，长期受吴淞江浑潮的冲击，已日渐淤塞，在当地人看来就只剩一条“水线”。这对地方产业与生计有较大影响，所谓“舟楫不通，田难资灌，商农并困”。
      河道淤塞、水利失修对民生的影响十分巨大，特别是伴随较大天灾的降临，如顺治十八年的亢旱，康熙四十五年与四十六年的连续水旱之灾，道光三年的特大水灾，与咸丰六年的特大旱灾等，更不可能有效地产生防护作用，从而出现了较重的灾荒危机。当然，河道淤塞到一定程度，整个地区对水旱灾害都是敏感的，在高地乡村旱灾的敏感性会有所提高。
      雍正年间淞南地方兴复水利时，要求每年于农闲时捞浚城乡各河，在城之河令居民各照门面挑浚，在乡各河则“循例”由傍河各图业佃者开挑，同时也免去另派徭役。所谓“循例”的做法，即是从明代以来乡间已有的惯例，傍塘田亩由业主给食、佃户效力，成为官方积极推进水利工作的有效策略。直到清末，地方基层领袖仍重拾晚明以来流行的“业食佃力”旧例，欲复兴淞南的水利事业。据纪王镇的绅董赵仁寿、陈清芬等向官方的禀请，他们准备规复的，是纪王镇西南五百余丈的王先泾一河，淤塞狭隘，旱季缺水时严重影响民生，“应仿照业食佃力成法，由沿塘得沾水利图份捐资开挑。业户出资，佃户出力”。他们的要求在光绪十二年十一月得到允准，并公示执行。
      实际上，灌溉之利对于太湖以东的嘉定、昆山、太仓等地而论，并不是最关键的。因高地沙土不宜大面积种植水稻，都广植棉花，并不需太过丰沛的水量。民生家计总体上符合嘉定、上海、宝山等地的环境约束和产业态势，农业生产的比例大致是棉七而稻三，农产品自然以棉、米为大宗，但米粮相对不足。所以嘉定常有“地不产米，民苦充漕”的论说，表明了当地不适稻产而宜植棉，米粮时常不足的现状。此外，上海地方同样是“植木棉多于秔稻”，但青浦方面地势太过低洼，比例正相反，是稻七而棉三，总之也是稻、棉为大宗。较明代而论，清代地方的植棉面积持续增长，嘉定、上海等地的棉产每亩大约有100斤。嘉定全县所植的棉花中，纪王镇地方所产的棉绒要逊于它处，但当地除了产白棉外，还产紫棉。所加工的棉布，俗称“纪王庄扣布”，品质精细洁白，胜于他处所产，为人所称道，价格也高。以往棉布多销往河南等地，到清代后期则多贩售至福州。乡民的食用、租粮等开销，都依靠此业而来。同时，与棉布生产相关的蓝靛种植，也是乡民生计的重要依赖。一般在农历五、六月间，苏、松地方的布商骈集，前来购买。由于所产蓝靛色泽鲜明，销售盛于广东所产的靛。在年成较差的时候，蓝靛仍可成为乡民重要的生计。过去蓝靛集中在纪王镇一带种植，在清代前期栽种渐广，但仍以纪王、黄渡、诸翟、封家滨出产的为最优，同时还有不少“客靛”。后来市面上盛行福建所产的蓝靛，淞南从事该业的收益就寖薄了。所以，乡民的家庭副业收益，与整个社会、经济的变化进程相伴随，并较大地影响着当地民生。
      但淞南地区中心聚落的市场空间一直不大。在纪王镇，从康熙十一年吴淞江疏浚后，户口有所增加，廛市增辟，然而仍不能超过一里的空间规模。镇上比较重要的商业组织，是位于北街的布业公所。布业贸易曾经十分兴隆，有“市廛侵晓走布商，黄标紫标白日耀”之说。
      从纪王往东南九里，就是诸翟)。商业集市在清代前期较为繁盛，都与棉布业相关，“自朝至暮，抱布者间亦不绝，非同它镇”。乡村贫民可凭借纺织一业，“竭一日之力，赡八口而无虞”。诸翟的市街略为复杂，南北约半里，东西一里余，以“紫堤街”为最热闹，大概至清末民初，街上大小商肆有百余家，包括碾米和轧花厂，每天的集市有晨、昼两市。靛商的贸易曾经与附近黄渡、纪王、封滨(即封浜)三地并称繁盛；在清末以后，贸易格局以花、布、米、麦、蚕豆、黄豆等为大宗，市况仍旺。而且，诸翟的水、陆交通相对都较便利，与周边城镇可以建立起比较好的商业网络。
      不过，与周边地域比较来看，清代淞南市镇与农村的联系同样都有便利的水运网络，经济脉动与水利关系密切，但市场的规模却很有限，文化方面的发展也不彰显，像纪王就“少诗书”，在地方文史爱好者看来“颇难采摭”。这种生活样态，自然是与淞南地区的开发程度和经济发展的局限性相一致的。
三、世风的变化与秩序问题
      在淞南的地域环境中，其实并没有孕育众多大户的土壤。而有限的大户，是在科考上必须获得较好的机缘，使家族地位得以迅速抬升，并通过与外地权豪势族的联姻，才能构建起较为卓越的地方关系网络。
      晚明诸翟的侯峒曾家族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但在家族崛起后，就移居嘉定城中，使乡村富实的根基在形式上有淡化之态。但侯家还保留了乡村的生活空间，至少故宅、宗祠、祖墓依然存在，也利于侯家在城居与乡居之间移动。明清交替与侯家的抗清活动带来的毁灭性打击，使诸翟这个最具权势的大户在清初彻底衰败。侯峒曾与侯岐曾兄弟，前者是在嘉定城陷落时，在家中欲赴水死未果而被清兵戕杀，生前曾有诗云“吾头宁可断，吾节不可移”，以明其志；后者则在1645年后，为保母抚孤，“髡发披缁，匿迹乡里”，最后在1647年与陈子龙、夏完淳、顾咸正等人一起被捕杀。他们都堪称“忠义”之士，为后世景仰。这种历史英雄式人物的记忆，久为当地所传播，影响至深。
      所以到康熙六十一年间，当地人秦立还这样论道：“淞南一区，虽一荒僻之村落耳，而忠孝、节义接踵而出。”(其中当以鼎革之际的诸翟最具代表，如汪永安所谓“孤忠殉国，备列明季诸书；奇孝格天，特入《江南通志》”。而秦立本人，即出身嘉定“著族”，据说世居于蟠龙江上的秦家桥南北。到万历年间，秦家的代表人物秦可成因徭役破家，举室迁避，家宅与宗祠遂毁。但秦氏后人在清初仍有居于此。康熙六年，秦立与弟弟秦雍同补博士弟子员，功名不高，但在乡间较有声望，若有人以事相托，他们“无不尽其心力”。可是家境已然趋于衰落的秦家，多数时间靠授徒糊口；世代业儒的秦立之子孙，也都没有获得举人及以上的功名。到嘉庆年间，当地名士钱大昕的弟弟大昭(1744-1813)追述嘉定地方的荣耀历史时直接晚明，并很自豪地说：“吾邑自有明归震川先生讲学于安亭江上，厥后四先生之诗文实宗其派。”过往的光辉，既与淞南无涉，也与清初以来地方社会的文化存在形态，产生了鲜明的断裂感。
      大族的故事与地域文风的影响，可以构造出地方秩序的一些根本性内容。而在清初以来的很长时期里，单个大族的兴盛再也没有回复到晚明的状态，地方社会秩序的统合十分需要仰赖官府的力量。因此，在这样比较松散的乡村社会中，构成精神纽带的，主要是地方传统文化。维持社会发展的，可能只剩下所谓的诗礼传统和曾经被颂扬的厚实风气。
      在明代万历朝李资坤任知县的两年间，于所谓时和政通之际，黜邪崇正，在高桥、纪王等镇，各划出民田，建立“俨溪小学”，校址就在改建后的纪王庙中，直到崇祯年间，也是当地的“社学”所在。除此之外，乡村之中秩序存在感特别明显的一种表现，仍在神灵信仰系统。在官方看来，对这种极其顽固的民间传统，完全可以“藉神道以设教”，作为致治的手段和策略。
      当然，“乡俗尚鬼”的传统具有普遍性。病者不重医药，以祈祷鬼神为事，在淞南就叫“献菩萨”。与官方认同相对应的信仰秩序，就在更具普遍性的神灵系统。如纪王镇的土地庙，崇祀的是汉代的将军纪信，故曰纪王庙。嘉靖年间还在这里建了社学。此后到崇祯年间，地方父老要求重建纪王庙，认为在吴淞江久湮、蒿莱百里的环境状态中，地方上仍能免鱼鳖之灾、龟坼之苦，全赖神灵的庇佑。其他如都城隍行宫(祀有周顺昌)、县城隍行宫、文昌宫、关帝庙以及纪将军行宫等，都有其独特的信仰意义。民间相传项籍(项羽)是吴淞江神，而纪信庙适在其地，乡民为保障水旱、祛除疾疫，必至该庙祈祷。当中比较值得注意的，是淞南的文昌宫(文昌帝君庙)，位于纪王镇南三里，乾隆五十五年间由乡民重新捐地建庙，并置香火田，宫内所设的“淞南存仁堂”举行过恤嫠、埋骨、惜字、放生诸善事，是淞南地区比较重要的慈善活动了。这种生活区域中展示出来的信仰活动、功德事业与秩序感觉，可以构成世人对于乡村基层社会的一般性认识。
      另外，按明末人的说法，乡间的富户关系国家气运。地方公正绅士的存在，是小民的依赖。换言之，地方的存在形态可以从绅士富室的状况得到较好的揭示。嘉善乡宦丁宾(1543-1633)就认为，一个县域社会中如果富户较多，那么小民就不会受困；反之，富室荡然，则小民不会受福。甚至在处理地方经济利益的平衡问题，例如在平抑物价时，要防止只让小民获利而损害富民阶层的做法。所以，倘若这些阶层在乡间存在感模糊或淡化，对于王朝统治而言，并不是有利的；对小民来说，将会直接面对更多的困扰，处境艰难。
      就淞南地区而论，清代前期的科举成功者远不如晚明。从清初至康熙晚期，有举业头衔的，贡生有侯兑旸(诸翟人)、曹浤(纪王人)、黄有本(纪王人)；太学生有曹栋、曹大本、朱楫；庠生有张万珍、张其俊、秦润、张炯、曹澐、朱楫。无论数量还是高功名的获取数，远远不如明代。
      够得上“乡达”的，只有明末诸翟最鼎盛的侯氏家族的后人侯兑旸。但他在鼎革后，已杜门谢事，虽然应族人的恳请，为免受侯峒曾、侯岐曾等人抗清之祸过多的牵连，出来参加清朝的科考，后来也只获得一个选贡的资格，被安排至桐城任县学训导，未抵任而卒。
      总体上，清代地方士人中可以列举的杰出人物，基本可以用一个“贫”字来概括。无论是因逋粮毁家，还是因“奇贫”废学或被迫佣作，或者“鬻子以偿赋”，或者“诸生失业者多营户外事”，或者免力应试也最终只补到秀才的功名，像清代纪王镇上的代表人物中，较好的功名就是庠生或诸生等，都根本无力振兴淞南地方的人文与政治地位。而稍好的诸翟镇，情况也大同小异，“人文鲜少”已是常态。清代获取较高功名的，是两名举人，即雍正十年壬子科的诸堂和同治六年丁卯科的沈蓉(俱属嘉定籍)。镇上作为侯氏东族人的侯谦，据说是侯尧封的八世孙，游庠六年，即以羸疾卒。在清代，这一世系都是以贫废学。
      清代整个淞南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仍是与秦立同宗的秦元诞，晚年被官府任命为“约正”，具有了处理乡间教化事务的官方身份，所以“乡人争论不平者，咸就决之”。一般而论，乡约正是由官方检选的乡间“老成”之人，主持每月朔、望的乡约活动。
      据康熙时期的观察，诸翟周边坟茔甚多，基本上都属晚明以来侯氏等名族的墓地，显示了过往拥有的大族历史，但在清初确实已如时人所述，是“村小民贫，无土豪把持”的平淡状态。
      可以说，淞南地方在明代因大户较多而有所谓“风气厚实”的形态，到清代已迥然不同。秦立这样比较道：
      往时风气厚实，地多大户，田园广饶，蓄积久远，往往传至累世而不衰。今则大户绝少，纵有富室，不再传而破败随之。盖往时之富，率由本富，非因鱼肉小民而然，又能敦本务实，不事汰侈，崇尚诗礼，教训子孙，子弟醇谨朴厚、保世宜家，故能久而不衰。今之富者，多由盘剥小民，以苛刻汰侈为事，子弟气习从而加甚，宜其败之不旋踵也。
      真正能富而好善的大户极其有限，在清代淞南文献记载中找到的，主要是纪王镇的曹氏家族。曹家在境况较好的时代，对于乡间饥荒有过捐谷赈贫的善举，让乡民十分感念。而且也有人(曹仰田)愿意代充大役，使家室不厚的人户暂时得以保全。
      虽然风气厚实，未必真的与大户累世相传有关，但富室注重的敦本务实、崇尚诗礼且能对子孙有良好的教育等，确实会对“苛刻汰侈”之事产生必要的排斥。另一方面，是秦立没有论及的，就是这些大户从往时以来，需要承担乡间必要的赋役工作，而从中产生的经济压力与政治负担，会持续消耗他们的实力，使他们萎缩减少，甚至彻底衰败。这个阶层的力量在乡间的衰退，会引起不少社会问题。而新兴的富室，可能就像秦立所讲的那样，是由盘剥小民起家，漠视亲族情谊，惟知利己。在这种地方秩序或“风气”变化的比较中，世变之感应该随处可见。如秦立所指出的：“往时民风愿悫，耕织而外无他外务，亲情族谊犹能敦笃，有无缓急，患难相扶，今则惟知利己，不顾情谊，漠视患难，绝不引手，甚而反为抅斗又下石焉者，比比也，盖俗之偷甚矣。”
四、政治力量的楔入
      发生于淞南地方社会内部的暴力冲突，在以往也是比较罕见的。地方士人的记忆中，所有这些社会变化的巨大差异感，到康熙时期已经变得十分清晰。
      在吴淞江边的乡村生活中，长期因地方偏僻，更处上海、青浦与嘉定三县的交接区域，兵戈之患极少，也无打降拳勇、土豪武断之徒，所以斗殴杀抢者也少。青浦地方官绅声称“国朝吏治日隆”，像打降、聚赌、拦丧、抢火及脚夫、土工、乐人、丐头之类，皆有律法所禁。但地方士人的观察纪录中，还强调到康熙年间，“习气渐嚣，狡黠渐多，见事风生，借端索诈”。世风有了很大变化。秦立认为，最为地方恶俗的，就是“阻葬”：“每见人家造坟营葬，竟以风水有碍为辞，希图分润，稍不遂意，撇棺毁石，其旤立至，讦讼连年，暴露风日，深可痛恨。”这在官府而言，也一直是要予以控制和痛惩。
      就在与嘉定县交界的青浦县蟠龙镇(即盘龙镇)大寺东偏的文昌阁，到嘉庆十七年间设有同善堂，与方家窑镇(在青浦县城东24里的三十四保二区四、五图，嘉庆时因永安桥修成而更名永安)的仁寿堂一起，从事施棺、掩埋、留婴、惜字等善事活动。在乡绅们的呈请下，嘉庆二十一年官方为它们立了两块碑。竖于青浦县衙大堂的碑文这样写道：嘉庆十七年十二月初一日，据地方绅士的呈请，于方家窑、蟠龙镇(因夹蟠龙塘两岸而名)创立仁寿、同善堂公局，“举行施棺、掩埋、留婴、惜字，及路毙浮尸栖留公所，收养病茕，捐给棺殓验费”等，在县衙的呈请以及巡道、知府的批示下，官方予以必要的支持和保护，同时以后由善堂举行的施棺、代葬、留婴、惜字等活动以及承担地方正常的尸场、尸案费用，严禁地方棍徒、书役等人的滋扰。
      另一份碑，则置于文昌阁同善堂的碑亭内，与前述碑文内容虽大意一致，但具体说明更详：
      嗣后凡遇陆路倒毙，尸身仍停原处，听堂董邀同地保填单报验；如系河内浮尸，即于附近搭盖棚厂，不得私移，俟官看明，即将尸身移至厂前相验，捐棺殓埋。所需棚厂、水锅、葱酒等费钱二千文、水陆舟舆费六千文，仍听由堂捐出，交保分给，总不准传讯地主、地邻、堂董，致滋需索。倘有地保、差仵人等仍蹈前辙，藉尸生发，讹诈小民，混行滋扰，一经访闻，或被告发，立拿严加治罪；官则定以“纵役殃民”，严行参究，决不宽贷。
      可是，民间这类因尸场命案被滋扰的问题，总不能很好地解决，官府屡次的整顿都只是暂时收效。
      另外仍需强调的是，清初地方社会中“见事风生，借端索诈”的表现可能更为复杂，没有像前文秦立表述的那么简单。在清初南浔镇庄氏刊刻明史案形成的文字大狱中，那种告讦之风、利用地方上可以捕捉的反清嫌疑来打击报复等现象，其实是广泛存在的。松江人董含特别描画过在三藩之乱平定十年后，江南地方萌生的乘乱“报复”、互相攻讦的秩序混乱的场景，特别值得注意。董含认为，康熙帝要求“自今以往，内外大小诸臣，尽蠲私愤，共矢公忠，岂独国事有裨，亦身名俱泰。倘执迷不悟，复蹈前非，朕将穷极根株，悉坐以交结朋党之罪”，地方有了这个秩序整顿的圣谕，“在朝在籍，庶得安枕而寝矣”。这种想法，也显得过于乐观。
      至于影响地方经济生活的市场流通问题，开始突出。秦立指出：“往时店铺布肆倾镕各色低银，收买布匹，赴县输粮，每两不及七钱，民多病之。康熙丙子，里民控宪，立碑禁革，远近称便，此则较胜于往时者也。”直到康熙三十五年间，因为乡民向官府的控诉，官方才正式出面干涉乡镇店铺中滥用的低色银问题，并立碑示禁。其实在这一年真正引起官方勒石禁革的乡间重要人物，是汪永安的妻兄“石墨侯翁”。置于诸翟的这块示禁碑，后来被放在了关帝庙的正殿中。
      那位“侯翁”应是侯兑旸次子侯嵃曾，当时正轮充里正一职，完全有义务为受低银困扰的小民们代言向上级官府呈告，终获嘉定、上海与青浦三县官府的一致禁约，而都院的要求也极严厉：“如有奸牙恶匠仍前倾换低银小钱，抑勒收买，亏累小民，该地方官不时查拿，本都院定行枷责治罪。”
      综合上述各方面情形来看，社会秩序的混乱和生活的不安全感，在淞南地方几乎随处可见。早在顺治年间因有“飞粮”之制，以致各乡富户颇有废家者。诸翟的王文石与蟠龙镇的陈瞻甫联合向青浦县衙呈请，认为他们所在地方实属“荒区”，要求免受这种拖累，民户逃亡因而可以减少。在治安方面，秦立还注意到：“赌博风行，比处皆然。……往时民风淳厚，壤窃鲜有，夜户可以不闭，耒耜、家伙置之户外而无虞，今则盗贼时闻，一至黄昏，便肆剽夺收成之，后结队守视稍懈。”盗贼的频发严重威胁到地方秩序，这在官府而言不可能漠视不理。民间的“结队守视”以加强防卫，只能是暂时的。政治力量在乡间的楔入，还是十分必要。镇或村的地方社会，更易于采纳国家的语言，地方权力由此也基本得以掌控。
      地方志中讲得非常清楚，在康熙六年后官方的推动下，青浦全县均为十保，一保均为三十区，一区均为十图，一图均为十里，无论乡绅民人，各自收己田、完己粮，一切分催、排年、总甲、塘长各旧役，尽汰之。检视淞南地方文献，官方在这方面的管控，除了这种里甲、图里或保甲系统外，治安控制的网点，并不在高桥和纪王，而是设在附近的诸翟和吴淞江北的南翔。据万历《嘉定县志》的记述，早在明初，设于嘉定县境内的巡检司只有顾迳、江湾、吴塘、刘家港四处，刘家港后来划归太仓州，万历初期又裁革吴塘巡检司，所以只剩顾迳、江湾两处巡检司，管控嘉定乡间。每个巡检司始设一百名弓兵，后来减至六十人，到万历时每司只有二十四人。其中，江湾巡检司管辖的范围，包括了南翔、江湾、大场、真如、安亭、黄渡、纪王、殷行、栅桥这些乡镇地区。虽然纪王在明代已成镇，但后来的发展，并没有让官方引起过多的重视，“士民知有里正，不知有官”，充当乡间代理人的里正，完全以官方的行政角色出现在乡间，镇上又没有任何官衙机构。但在政区交界地带的诸翟，成了嘉定、上海与青浦三县巡检司的联合驻防点，地方军队中的营汛把总则驻扎在南翔。
      就行政系统而言，乾隆三十年在乡民沈世浩协同绅耆的呈请下，并自捐基地房屋作为官署，官方才确立在嘉定县境内的诸翟设巡检司署，以应对行政边界地方易于窜匿且公然肆行的盗匪问题。青浦县东北部的三十三保一区、二区(编户共计三图)，三十四保一区(共计二图)，就归诸翟司管辖。首任巡检是锺开声，广东进士，由翰林任大理寺少卿，因直谏有忤而被谪至江苏任知县官，据说补缺时，布政司吏索赂不得，就题请让他到嘉定任巡检。他在任八年，“清正不阿”，以廉惠著称。乾隆三十七年署任的是云南人李凤采，也有德政，民间为他公立“廉公有威”匾额。此后比较有名的巡检是湖南人魏邦鲁，在嘉庆二十年署理诸翟司，“循良风雅，创立文社”，常聚集镇上士子，亲为课训。
      至于地方军事防卫，据清初的制度安排，曾设吴淞营墩汛，管理外冈汛、陆大桥汛、安亭汛、娄塘汛、南翔汛、封家浜汛、纪王庙汛、黄渡汛。当中大部分地方本属嘉定县域，但在军事上则均属吴淞营管辖，且每处设置营房烟笼，派兵五名，负责防守及传递公文等事，也负责缉捕盗贼工作。
      这样，从州县行政的巡检司到地方军事的安全系统，都笼罩了像淞南这样的乡村社会。不过当中存在的管理空白，仍然会滋生出各种不安的因子，甚至出现对于地方秩序的挑战。
      豪民某因素犯众怨，即被好读书击剑的诸翟人王以桢等所殴杀。在嘉庆年间，纪王镇上一个拥有很多党伙的痞棍沈云山，以金钱贿通诸翟巡检司，整日聚众赌博。最终在一个姓凌的秀才强烈要求下，巡检司被迫调派弓兵擒拿沈云山，结果反遭沈氏等人殴打。由于影响较为恶劣，嘉定知县在向上级汇报获得允准后，拟判沈氏绞决，其党羽流徙杖决。官方严厉惩处的效果其实并不持久，已经随处可见的“市井无赖”，“互结党羽，暴寡胁弱”，一直使乡民为之侧目。日常生活中产生的睚眦小忿，最终都以械斗的方式解决。经历了太平天国战争的巨大震荡后，这种坏恶之风得以停息，不过在同治年间，乡间仍有以演剧、赛会为名谋利肥私的行径。到清末，据当地人的感受，纪王镇地方只有西北隅十九图地方尚多游手好闲之徒。凡遇孀妇再醮及闾阎鹅鸭之争时，他们还经常行讹诈之事，而且夤夜入茶坊、酒肆吵攘，使小本经营者们十分困扰。
五、结语：村落社会的核心内容
      考察一个特定区域的“生活空间”及所谓的“社会的共同性”，并揭示民众生活实态及其所处的地缘性社会，确实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而淞南地区的聚落社会应该属于一般而言的高地乡村世界，以小村或散村为基本形态，与低地乡村大多是集村的状态，有着明显的差异。明清交替之后，淞南地区总体如清初人、侯兑旸的女婿汪永安所述，“风景在而山河殊，繁华歇而沧桑易”。
      淞南地方主要依赖吴淞江的水运与灌溉之利得以绵延发展，水利环境的变化和民生息息相关。虽然吴淞江流域有不同的核心区域或中心市场，可以依赖比较密集的水运网络，相互之间建立了有效的联系，但淞南与淞北在地域上并不能真正构成一体，生活样态与经济状况差别颇大，由此在地方上产生比较明显的区分感。而水利失修的高仰之田，植棉较种稻更适合农家生计，棉业的推广并非出于赋税压力。当然环境的改良，可以营造出较为充实而有竞争力的生活氛围。在吴淞江疏浚后，生产环境优化，生活条件得以改变，据说在清代前期的诸翟地方，“中户以上，服食器用敬效观美，下户妇女亦制缎服”，生活风气有了新面貌。
      清代地方士人观察到的生活变化与秩序问题，当属淞南乡村的存在实态。而历史记忆中的礼仪社会(包括对于英雄式人物、民间神灵的记忆和崇信等)是清代应该存在的地方建构，并传承久远。同时，大多数村落社会中不存在真正的有力阶层，纯粹是一个接近庶民的生活世界，不存在“宗族社会”的形态，也没有乡绅有力掌控的社会结构，王朝统治垂直性地渗透到淞南这样一个普通的乡村世界中。地方资源被附近大镇侵蚀，役法不均的问题因而较为突出。
      确实，政府在市镇施行太多控制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市镇的地方组织是受控的，而所谓在里甲制度与秩序的瓦解过程中，绅士阶层增进了维持乡村秩序的领导角色，在明清鼎革以来的淞南生活世界中又是极不明晰的，既无明显存在的强有力的绅士阶层，也无占据主流的社会组织。
      像清初荒区穷乡反对不公正的折漕问题，都靠基层粮区的纳粮代理者(也是乡间徭役的承担者)联合起来，抵制县署中的粮书与地方“豪奴”的作弊劣行。他们互称“粮友”或“役友”，设法筹措诉讼经费，极力向各级官府控诉鸣冤，坚持将已成定案的被他区转嫁来的赋税清理出去。“粮友”、“役友”人等，或许就是清代地方职役中变相恢复的里甲制中的相关人员。
      在诸翟，经历了王朝鼎革的冲击，景况与晚明已无法相比，但在整个“淞南”的地域社会中，仍具有核心性，被远近地方视为“善地”，远离“繁嚣”，有崇尚俭朴之风，而且基本不存在“土豪武断乡曲，藉以生事敛财”的现象。特别是那些已经身游庠序者，更是兢兢秉礼，能够“闭户读书”。当时散居着的一些耕读之家，还盼望有机会进入到比较卓越的社会阶层，从而反过来影响到当地社会。无论是土著还是流寓，都能发出同样有力的声音。
      在淞南区域的社会形态变化及其秩序控制中，水利、政治与经济等一体化的意味比较明显。基层聚落社会在没有有力的社会组织、宗族群体、乡绅网络等的照护下，更加深受地方传统与政治变革的双重影响。
      总之，清代淞南因环境偏僻，产业不兴，大户较稀，“人文鲜少”，地方力量由是微弱，看不到晚明“乡大夫”们“导扬圣明，宣悟闾里”的清晰样貌，地方的偏僻与产业的平淡，已较难引起官方更多的重视，除了治安上有所考虑之外，在明末以来的转型进程中，已日形荒落，只有记忆中感觉遥远的“淞南”。
原文发表在《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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