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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克情缘

阅读量：3830362 2019-10-27

关于扑克的最初记忆，应该是七岁以前的事情。
一天，吃完晚饭，母亲拿出一副五颜六色硬纸壳包装叫做“扑克”的东西，打开翻盖取出54张崭新的纸牌出来。纸牌上分别有我不认识的数字，还有我辨认不清是男是女的图片，当然还有特别醒目的大小王。母亲一边洗牌一边说，从今天开始我教你打扑克，好不好？我高兴的手舞足蹈。

母亲，首先教会我认识阿拉伯数字和那些男女图片所代表的数字以及红桃、黑桃、方片、草花，然后开始耐心教我玩“加减乘除”的扑克游戏。
“加减乘除“扑克游戏，就是参与者每人4张牌，首先发牌者5张。首发者出一张牌，随后每人每次最多出两张牌，分别通过加减乘除运算，等于上手出的那张牌的数字，以此类推。如果手中没有合适的牌，就一直摸牌，直到符合要求。依次轮流，手中的牌先出完者，获胜。

这算我最早的数学启蒙教育吧。父亲去世，母亲含辛茹苦，在那个物质匮乏的七十年代，买一副扑克母亲要下多大的决心。母亲的良苦用心，时至今日，刻骨铭心。
学会打“争上游”，我已经被扑克游戏深深吸引。这是一种一副牌，三四人玩最为适宜的扑克游戏。虽然简单易学，却也不乏三连对及以上、一条龙须相连数字五张及以上、三带一、四带二等规则。我常常因为规则不熟悉，数字掌握不熟练、战术运用不当，输得哭鼻子。直到通过耍赖、发小脾气、搞小动作赢了母亲，才破涕为笑，挺胸昂头睡觉去了。童年的时光是快乐的。

上小学不久，老师根据同学的家庭居住情况，安排和我家距离近的一名女同学小琳和一名男同学小凯，成立了三人学习小组。因我家房子比较大一些，老师征得母亲同意，学习小组在我家。学习组长居然是小琳而不是我。我虽然不服，也没有办法，谁让人家的学习成绩在级部名列前茅而且又是班长呢。
每天下午放学后，到我家做功课。有时，我们三人做完作业，我就急着翻箱倒柜，却也找不到那副扑克牌。
一天下午做完功课，我又不甘心地在找扑克时。谁知，组长小琳同学，居然在我的家里，像主人一样命令我不要再找了。我正想反驳，更让我吃惊的是，她就像变戏法似的拿出了那副扑克牌。我眼里含着委屈的眼泪，摔门而去。

原来，母亲早已看出我的心思，担心因为贪玩影响我们学习,就主动找到老师商量，将扑克牌交给小琳，在学习结束后，三人一起玩扑克。
我虽然对母亲的偏心表示不满与委屈。可是，环顾周围，我才发现我是全班唯一会玩两种扑克游戏的人，而且全班仅有俩位同学家里有扑克牌甚至有的同学都没听说过扑克。我们班主任是教数学的，她知道这是益智游戏，便自己买了两幅扑克牌。首先让我教会小琳和小凯。然后，让我站到讲台前教给全班同学。为此，我赢得了老师的表扬和包括小琳在内全班同学钦佩的眼神。那种骄傲与自豪如同灿烂阳光，与我同行，影响着我的人生。

从那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加减乘除”我渐渐不玩了。但是，“争上游”的扑克游戏从未断过，延续至今，那是后话。
初中时期，逐渐处于青春叛逆期，将会打六人“够级”，当做长大、成熟的标志。下午放学，我组织同学在教室里打“够级”。在懵懵懂懂间，六人煞有介事的围坐在一起，学着大人的样子装老练，撇着嘴、操着夸张的青岛话吆五喝六地喊着“上班、头科、二科、大落、小落、单幽（单修）”等够级术语。为此，没少挨老师的批评和母亲的责骂。现在想想，那时，就是一群不懂事的迷汉，打着迷扑克。

直到高中，为了考大学，让母亲高兴，我才有所收敛。
上大学的时候，我是在武汉，青岛人少，凑不起来六个人，没法打“够级”。只好入乡随俗，学会了南方人常玩的扑克游戏“五十K”，虽然不太喜欢这种扑克游戏，但和那些精于算计的南方人玩，也算是开阔了扑克游戏的视野。

大学毕业，回到青岛。上班以后，单位里年轻人多，中午休息，无事可做，我组织同事六人“够级”，才真正开始了我的“够级”江湖。
其实，对于青岛人来说，“够级”的魅力不仅在于“起花”时的愉悦，“争科”时的惬意，灭杀“对门”时的兴奋以及“烧牌”时的痛快淋漓；更在于知己知彼，正确分析联邦意图，形成配合默契团队；重点记住“对门”、下手出的牌和判断他们的手中牌，掐住对手命脉；掌握何时让牌，啥时挡牌，怎样拆牌的技巧；在不断变化的牌局中运筹帷幄，斗智斗勇，争取主动，最大的成功当然是“串三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