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那时我13岁,小学六年级毕业,眼看就要考中学了。文革来了,书也不读了,试也不考了,还是小学生就当起了“革命小将”。
冒充中学生去串联
1966年文革刚刚开始,各个大中专院校响应伟大领袖号召,进行革命大串联。顿时学校全部停课,要把革命的火种燃烧起来。这些学生自称“革命小将”,狂热的声称誓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那时有规定,串联的学生必须有学生证,还要持有学校开的介绍信,凭介绍信才能到火车站拿票。到了外地,也是凭介绍信找到接待站,安排食宿。眼看着那些中学生一个个都串联走了,他们回来后就给我们讲,毛主席接见了红卫兵,他们见到了毛主席高兴劲。我心里那个急呀,也想走。无奈小学生没有学生证,小学校开的介绍信不能用。天天想着怎么才能出去。
11月初,我同学李彬找到我和小荆,说她二姐在省实验中学,开了去北京的介绍信,问我们想不想去北京。我和小荆一听,乐的直蹦高,马上就答应了。这样我们一行四人就组团串联去了。临行前,二姐一再嘱咐我们,要是有人问就说是实验中学初一的学生,不要多说话(我们没有学生证,没有校徽)别人问什么话也不吱声,由她回答,一切都听她的。其实,二姐是实验中学初二的学生,只比我们大两岁(那时看着她比我们成熟多了) 。
我是第一次单独出门,爸妈嘱咐我听二姐的话,并且给了我粮票和钱,到沈阳站与同学集合。一路上火车挤的比现在的春运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说这些了。
初到北京
我们跟随着二姐来到北京,住在北京轻工局干校,地点在朝阳区呼家楼。轻工局干校是一个三层楼的楼房,记忆中楼房很大,就像是我们学校,一进门是个大厅,大厅前有一个很大的镜子。往左走,右走,是一条走廊,长长的走廊。走廊两边是一个个房间。干校有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里有篮球架子,足球网,还有单杠双杠等运动器械。
北京负责接待我们的单位,把学生按地域籍贯分配住房,比如:辽宁吉林黑龙江的学生,分到一个寝室。我们寝室在二楼,叫203寝室。我们寝室10个人,睡上下铺。我们一行四人,还有鞍山卫校的中专生蔡兰英等3人,还有鹤岗某中学初三学生的3人。
我们初到北京,小心翼翼,天天跟在二姐后面,像个跟屁虫,就等着毛主席接见。
等待毛主席接见
干校把我们这些学生按班、排、连分成若干队伍,每天军训两个小时。军训的教官由现役军人当排长、连长、指导员、营长、教导员,按男女生分班,偌大的操场,分成一块一块的,天天吹哨声不断。
记得排长姓吴,是一个广西人,年龄能有20岁的样子(在我的眼里是个大人)。我们寝室鞍山卫校的姐姐们总是逗他。也不知道他们都说什么,把吴排长有时弄的脸通红。说实在的,吴排长挺打怵咱们班的。好在我们班有我们三个小学生,说啥话也不明白,只会傻呵呵的笑。(到北京了,忘了自己是实验中学初一的学生了,小学生的身份早就暴露了)吴排长一旦有什么事,总是喊我们当传声筒,我们也乐此不疲。
我们天天都出去串联,到清华、北大、北师大、北外等大专院校抄大字报。当时认为我们到北京来,就是要把革命的火种带回沈阳去,让沈阳的革命烈火燃烧起来(这雄心壮志,好像要解放全人类)。看到大学里满墙的大字报,写的什么打倒??黑帮,还没等抄完,来了一帮人又贴上了新的大字报,那墙上糊了一层又一层。我把认为有价值的都抄到本子上,我那时抄了好几本呢。
我们寝室的对面是204寝室,204寝室可不像我们203,她们屋没有床,都是打地铺,也是住着10个人,那地铺铺着草垫子,草垫子上铺着褥子,褥子上铺着同样的床单,一个挨着一个(我当时觉得还挺好呢,在地铺上翻前滚翻)。靠墙边有一排卷柜,卷柜上写着号,每个人把自己的东西都对号放在卷柜里,看着也挺整齐的。
204寝室靠门边,住着一个大连的女生,很胖,她不参加军训,不参加串联,天天在屋里不是坐着就是躺着。我们有时路过她屋就问她,今天到北大,有车,你去不?她总是说她身体不好,不去。有时她还让我帮她买饭。我知道她身体不好,回屋告诉鞍山卫校的姐姐们,204有个大连女生身体不好,你们给看看吧。
小孩子,别打听!
我领着鞍山卫校的姐姐们到了204寝室,204寝室的人都出去了,只有那个大连女生在屋里。她们摸了摸那大连女生的头,又看了看她的嗓子,谁知她们一说话,那眼神一对视,马上就对我说,你先出去,把门关上。
我很不满,回屋就和李彬小荆说了此事。她们也不满,说,偷听,看她们说啥。我们三个人小孩趴在204寝室门口听,只听蔡蓝英问话“你有男朋友吗?”至于大连女生说什么,声音太小,什么也听不到。
等鞍山卫校姐姐们回到我们寝室,我们三个人一起围了上去,问:“那大连女生到底生了什么病?”鞍山卫校的姐姐们相互瞅瞅,也不吱声。我们三个人还问:“她生的病严重不严重?要不要上医院?”卫校姐姐之一蔡兰英说 :“不严重,不用上医院。”我们还是不依不饶地问,那她到底是什么病,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这些卫校姐姐们拿我们这些小学生也实在没办法,就说,小孩儿,别打听。
这些卫校姐姐们越是这样,我们就越是想知道,我们三个人咋猜也猜不出来。后来,我和小荆就跟李彬说,卫校姐姐说咱是小孩儿,你让你二姐问问呗,她们能告诉你二姐吧。李彬还真去问了她二姐,结果还是那句话,小孩儿,别打听。哼!有啥了不起的,不让咱知道就拉倒!
我们每天照常军训、串联,回来早了,就在轻工干校的操场上玩单杠双杠,也结识了几个祖国各地像我们一样大的,跟着哥哥姐姐出来串联的小学生,每天玩的还挺高兴。(临回沈阳时还相互留通讯地址)
记得11月25日晚饭后,各排长集合队伍,指导员讲话,说明天毛主席接见我们。同学们群情激昂,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呼喊声节奏性极强,震耳欲聋。指导员讲了明天的注意事项,强调了纪律,让大家回到寝室早点休息,明天早上2点半起床,各班到操场集合,排队到食堂领取食物。
第二天一早,哨声响起,我们快速起来 ,我兴冲冲地跑到204寝室,告诉大连女生,今天毛主席接见,你不去啊?大连女生说不去了。我们集合到食堂吃早饭,领午餐。午餐是每人一份,两个面包,一根香肠,一个苹果,一个梨。我们都背着军用书包,把东西放在书包里。我跑回204寝室,说,发面包香肠了,你没领啊?她说,你给我领回来吧。我像一个小兔子,又跑到食堂,说,204有个病号,领一份。我又跑回204,给大连女生送去。还说,你真傻,毛主席接见你都不去。
毛主席接见的事也不多说,就说是接见后的一天我和小荆回到寝室,卫校姐姐们正聊天,说吴排长年龄小不能结婚,指导员能结婚了吧?我们当时觉得这些姐姐们真无聊,就要下楼玩单杠。
蔡蓝英叫住我和小荆,对我们说,去找一下指导员,让他到我们203寝室一趟,说我们有事找他,让他必须一个人来。我挺纳闷,说,这么说指导员就能来吗?卫校姐姐说,能,快去吧!
我和小荆三步并作两步一口气跑到三楼指导员办公室:“报告指导员:鞍山卫校蔡蓝英找你有事,让你到203寝室去,必须你一个人去。”
指导员看着我们俩笑着说:“好,我知道了”。
我们看指导员还座在椅子上没动地方,就说“让你马上去203寝室。”
指导员大概拿咱这小屁孩儿也没办法,就站起来跟我们一起下楼,来到我们寝室。没进门我们就喊“指导员来了!”卫校姐姐们都站起来迎接指导员,我们觉得自己出色的完成了任务,应该得到表扬,没想到蔡蓝英看了我们一眼,说,你们,出去。唉!又让人撵走了。还是大人的事儿呗,不让小孩儿知道。
人家把门关上,我们三个人也知道即使趴门缝也听不着什么,干脆就下楼玩单杠去了。
大概过了没几天,一天刚刚吃完晚饭,我们回到寝室,就见卫校姐姐们一会儿到204寝室去一趟,回来后就叽叽咕咕咬耳朵,一会又到204寝室,回来还是背着我们小声说话。蔡蓝英突然急匆匆对我和小荆说,快去找指导员,要车!
我们看她着急那样,马上就跑出去,一溜烟跑到三楼,到指导员办公室,对指导员说,卫校姐姐让你去,要车!指导员一听,马上就站起来对我们说,知道了,车一会就到。
我和小荆下楼回到我们寝室,告诉卫校姐姐们,指导员知道了,车一会就到。
卫校姐姐告诉我们大连女生要住院了,她们到204寝室去帮忙,我们也跟着进去了。卫校姐姐们帮大连女生穿上棉鞋、棉大衣,让我们收拾大连女生的行李,我们尽管收拾,也不敢多问。把她所有的东西都装在旅行袋里,包括毛巾牙具等。蔡蓝英跑在最前面,我们拿着东西紧跟,另外两个卫校姐姐一边一个搀扶着大连女生慢慢下楼。
外面漆黑一片,只有一辆大解放车停在大楼门口,指导员站在解放车前。蔡蓝英正和指导员说话,指导员看到我们拿着东西,接过来,打开副驾驶车门扔了上去。这时大连女生和两个卫校姐姐也到了,只见这两个卫校姐姐扶着大连女生上了解放车,并且告诉她,别害怕,到医院就好了。
车开走了。指导员和我们几个人都上楼,我问了一句,大连女生住院了,那她病好了,也不回来了吗?谁也没吱声,我知道我肯定又说错话了,又得遭怼,小孩儿,别打听。
我们刚到二楼,就听204那屋叽叽喳喳说话,好像是说大连女生的事,卫校姐姐抢先一步,对204寝室的女生说,没事了,阑尾炎,送医院了。
紧接着我们回到咱自己的寝室,小荆对我说,一个阑尾炎,还弄的那么神秘,还不让打听,太不像话了。卫校姐姐随手把门一关,招呼我们全寝室的人都过来,我们围着卫校姐姐,蔡蓝英说,大连女生是去医院生孩子。我们听了简直是一头雾水,(怎么阑尾炎又变成生孩子了?)那几个年龄大点的鹤岗女生议论纷纷,就听懂她们说大连女生是17岁,好像是跟着同学长征走了好多地方,出来好几个月了。这回轮到我们几个小学生不吱声了,我们面面相觑,也听不懂她们在说什么。
都说是好事无人知,坏事传千里。第二天,就传出来说204寝室有生孩子的,全楼的人都纷纷打听,并且有好事者跑到我们寝室问我们,以为我们是小学生,能套出话来。都让卫校姐姐们给挡住了,并且告诉我们,不论他们问什么,就告诉他们大连女生得的病是阑尾炎,正在住院治疗。几天后,这件事就平息了。
尾声
其实从毛主席接见我们后,就要求全国停止串联了,同学们都要返回各自的学校。排长负责帮各地同学订票回家,我们也等着回沈阳的车票,我们目送天南地北的学生回老家,轻工干校的人越来越少。我们如鱼得水,天天在大楼里跑来跑去,哪屋都有认识的人。
最后,我们终于拿到火车票了,和排长、指导员告别,他们给我们留下了通讯地址,我们依依惜别。
这就是我,一个13岁女生在串联中的一个记忆。现在想来,当时鞍山卫校姐姐不告诉我们大连女生生孩子的事,也是在保护她的隐私。后来又告诉我们了,是大连女生离开了,她们也是实在不想骗我们。
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挺欣赏卫校姐姐们的为人,佩服卫校姐姐们当机立断的能力。如果我今生今世能见到她们,我要好好与她们叙叙旧,也要掰扯掰扯,“小孩儿,别打听”,这句话,是随便说的吗?多令咱小孩儿伤心那!
作者简介:杨帆,女,1953年出生,沈阳39中学下乡知青。曾在沈阳市继电器厂、沈阳城建水泥制品厂工作。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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