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吴鹏飞观点
这里说的打狗棍，是指一个国家的战略核武器，如原子弹、氢弹、中子弹等。这个比喻，好像是出自王震将军。将军非常风趣地说明了作为一个大国，拥有核武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10月16日，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纪念日，55年前的这一天，新疆罗布泊上空，我国第一次将原子核裂变的巨大火球与蘑菇云，升上了戈壁沙漠的天空，举世震惊。 今天回首这个艰辛的过程和辉煌的成果，特别令人感慨。王震老将军如果在天有灵，看到东风41核弹远程打击运载火箭方阵，雄赳赳气昂昂地通过天安门，不知道该有多高兴啊。 当年的这个日子，核爆成功的消息传来，总理再三确认后，才告诉主席。主席很冷静地问，是真的核爆炸吗，要核实好了再公布哟。领袖的冷静，其实掩饰的是内心超常的喜悦之情。 据说，海量的总理一生几乎没喝醉过酒，但是在核爆成功的庆祝会上，他老人家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喝得酩酊大醉。非常巧合的是，那一天，也正好是赫鲁晓夫下台的日子。 正是这个赫鲁晓夫，1960年7月，悍然撕毁了中苏合作协议，全部撤走了苏联专家，其中核工业领域的200多位苏联专家，一夜之间，也从中国大地蒸发，并卷走了所有的资料。 赫鲁晓夫讥笑中国，二十年内搞不出原子弹。可是在短短四年间，中国人就十分争气地爆炸了原子弹给世界看。据赫鲁晓夫的秘书说，他听到这个消息后，呆若木鸡，一言不发。 而美国时任总统约翰逊则十分沮丧地、故作镇定地、勉为其难地在电视上，对美国公众说，我现在要告诉美利坚合众国全体公民一件不必大惊小怪的事情，中国有了原子弹。 日本官方长官铃木善幸，则惶惶如丧家之犬，叫嚷要代表日本人民提出强烈抗议。日本曾经独吞两枚原子弹，几十万人鬼哭狼嚎，两座城市灰飞烟灭，该国反应过于强烈，情有可原。 而全国人民，全世界的华人，则为之奔走相告，欣喜若狂。亚非拉的穷朋友们，也为中国这一惊人成就欢呼雀跃。因为作为穷国、弱国的老大哥，中国一举打破了列强的核垄断。 毫不夸张地说，旧中国只能被人欺侮蹂躏，只能在世界大战中派出民夫和劳工的二等国家地位，因为朝鲜战争和原子弹爆炸这两件事情而改观，一跃成了世界政治大国和军事强国。 今天，当我们作为核俱乐部的合法成员，永久避免了核讹诈，永久避免了被它国武装侵略的命运时，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感激及时抓住窗口期，果断决策发展核武器的伟大领袖。 
如果当初原子弹项目下马，错过了国际社会尚未规范核武器发展的时期，我们就可能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唯一的无核国家，中美斗法就不是贸易战、冷战，而可能面临热战。
那时候，国家刚刚从朝战中走过来，底子很薄，百废待兴。发展原子弹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苏联的背信弃义还使我们没有资料、没有设备、没有技术，一切都得摸索前进。 大家只能土法上马，用算盘和计算尺计算，用锯子和木头做模型。科研人员要突破核子理论、爆炸物理、电子测试、自动控制、精密工艺、总体设计以及核材料提取等无数个技术难关。 而当时正在三年困难时期，粮食极度紧张，靠地方勒紧裤带接济粮食，困难时，参战部队每人一天只能发一小捧炒黄豆。就是在这样的极度苦难下，主席做出了继续研制的伟大决定。 几十万大军在沙漠戈壁中从事科研工作和基建工程，曾经多次出现断炊的局面。罗布泊本来植物就少，可以吃的榆树叶子、沙枣树籽、甚至骆驼草，几乎都被他们拿来充饥了。 那时候，邓稼先在理论部当主任，他奖励优秀设计方案的奖品，就是几两粮票。这些国家级的高端科研专家，得到粮票往往喜出望外。而他们常常说的一句话是，老邓，我饿。 聂荣臻元帅向地方上的同志求情时说，请大家立即搞一点粮食和副食支援实验基地吧，我们的科技人员太苦了，他们能不能活下来，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啊。 今天读到这样的史实，每每令人热泪纵横，呜咽出声。如果没有这些伟大儿女异乎寻常的奉献，中国的大国地位将无从谈起，我们也不可能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这么近。 原子弹试验，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科研战争，两弹一星精神和抗美援朝精神一样，都是共和国永远的骄傲，那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精神，将永放光芒。
当时，我们的制空能力很弱，为了防止敌人的袭击与破坏，必须保证原子弹项目的绝对保密和安全。很多科研工作者放弃了爱情、亲情、家庭，隐姓埋名几十年，为国尽忠，感天动地。 要特别致敬、特别感恩的，是一个长长的名单。他们是：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空间技术和空间物理专家钱骥；冶金学和航天材料专家姚桐斌；空间技术首席科学家赵九章； 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战略核武器专家彭桓武；核武器技术专家程开甲；导弹与火箭控制技术专家黄纬禄；火箭总体设计专家屠守锷； 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理论物理学家周光召；火箭控制技术专家杨嘉墀；金属物理学、材料科学、工程物理学家陈能宽；空间电子工程专家陈芳允；材料科学家吴自良； 火箭发动机专家任新民；卫星技术专家孙家栋；核物理学家朱光亚；卫星与返回技术专家王希季；光学家王大珩；核物理学家于敏；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 当然，还有他们身后的，无数无名的无私奉献的科研工作者，他们都是那个时代最可爱的人，不，他们在任何时代，都是国人心目中最可爱的人。 当然，历史也会记住，当时主张原子弹不下马的老帅们的决策贡献。十大元帅排名第三的元帅，曾经幽默但坚决地对科研人员说，就是用柴火烧，你们也要把第一颗原子弹引爆。 陈毅元帅更是以他特有的快人快语，表达了坚定意志，他说，就是把裤子当了，我们也要搞出原子弹来。他的这个豪言壮语，没想到引来了香港的一位报人的激烈反对。
此人叫查良镛，也就是后来名满天下的武侠小说家金庸。他撰文讽刺说，连裤子都没有穿的了，还要发展核子武器，你能超过美国吗，恐怕连英国都超不过。不如好好发展民生。 同样的事情，境界不同，眼光不同，看的远近也不一样。金庸虽然是个好的武侠小说家和比较好的时政评论家，但在政治上绝对是一个侏儒，在国家战略上，几乎就是一个盲人。 公知惯常的做法，就是把国家战略与民生对立起来。他们不能理解发展核武器的重要性，他们受恩于两弹一星，但他们竟然以为，今天中国能享受和平，是因为西方列强变文明了。 主席当年从苏联访问回来，一落地就在东北召开地方领导开会，他说，有人要我们施仁政。但是有大仁政和小仁政之分，发展轻工业，改善民生，这很容易做到，但这是小仁政。 这样实现工业化需要百年以上的时间。而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只用几十年就实现了工业化。他主张抓住国家独立，老革命家健在的难得时机，为中华民族打好复兴基础。 主席说，如果我们的工业只能把小麦磨成面粉，把面粉做成面条，不能生产拖拉机、汽车、坦克、飞机，中华民族怎么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呢？他认为为子孙万代谋幸福，是大仁政。 他们那一代人，九死一生追求民族独立与解放，把短暂的利害得失看得很轻，把民族百年兴衰看得很重，一般人没有那种襟怀，就算同时代的战友们，也承认他至少多看了50年。 事实上，当美国1945年8月在日本投下原子弹几天后，主席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议上就谈到了对原子弹的认识，他认为，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只是空的。 1946年8月，美国记者安娜女士在延安采访主席，他说出了流传于世的一句话：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 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是主席一贯的斗争策略，对原子弹，主席的认识一开始，就高于当世。一方面，他十分藐视原子弹；一方面，他又非常重视原子弹。 大政治家，对原子弹的敏感是一样的。当年，美苏英三国首脑会谈，罗斯福故意对丘吉尔谈到正在制造一种大规模杀伤性原子弹，斯大林居然无动于衷，他们以为斯大林没听懂。 谁知道，斯大林回到莫斯科后第一件事就是召集相关人员开会，要求研制原子弹。苏联原子弹爆炸成功，振奋了整个东方阵营，中国也不例外，也举行了庆祝酒会。 在会上，有位元帅高兴地说，这下好了，老大哥有了核武器，以后打仗，我们出人，老大哥出武器。但主席这时候，却拧眉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很显然，他不是这样看问题的。 他的担忧是对的。核武器这个东西，谁有都不如自己有。1951年，法国科学院院长、法共党员、诺贝尔奖获得者居里特意传话给主席，你们要反对核武器，就应该先拥有核武器。 果然，美国开始了核讹诈。1950年和1952年，杜鲁门与艾森豪威尔总统都曾考虑对中国志愿军和中国本土实施核打击。1955年，美国国会甚至正式授权总统可以对中国使用核武器。
主席曾对大家说，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原子弹这个东西。1954年秋天，我国发现铀矿。他立即在中南海召开会议，作出了发展中国核工业的重大决策。 1956年10月，主席向赫鲁晓夫提出，我们对原子弹、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总之，我们也想搞这项工业。 1957年10月，中苏两国经过多次谈判，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此项协议主要内容是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苏联向中国提供技术资料、制造技术和有关专家。 1958年，主席豪迈地预言，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 1959年，赫鲁晓夫为了讨好美国，突然给中国来信决定改变承诺，他说，苏联正与美国、英国进行禁止试验核武器协议的谈判，因此苏联决定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图纸资料。 1960年，在天安门参加五一观礼的赫鲁晓夫，非常无礼地提到将撤走全部苏联专家，他本以为主席会惊慌失措，但主席只是淡淡地说，苏联专家我们确实需要，但撤走也没什么。 主席在此严峻形势的压力下，发出指示，只有一条路，自己动手，自力更生搞出原子弹。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帐是很难还的。 那个时代的人们真是争气啊。核工业战线的广大职工先后排出了数千个技术难题，尤其是有的技术难题在相当陌生的情况下，认识再认识，攻关再攻关，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果。 1962年9月，中央组建了最高委员会，加强两弹研制的领导，由周恩来任主任委员，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刘杰等为委员。 1963年3月，完成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11月29日，铀工厂生产出第一批合格产品；12月24日，同步聚焦爆轰产生中子试验成功； 1964年1月14日，我国生产出第一批合格的浓缩铀，铀—235；1964年4月加工出第一套原子弹上用的核部件；1964年6月6日，在研制基地，爆炸试验了一颗准原子弹。 1964年10月16日，这个历史性的日子发生了什么，大家都知道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全世界都震惊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我们敬爱的总理第一次喝醉了。 之后，中国比所有国家用时都要短，实现了氢弹爆炸的成功。氢弹和原子弹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利用核裂变，一个利用核聚变，一字之差，但是产生的能量却天差地别。 前苏联爆破的氢弹实验数据表明，一枚小当量的氢弹半空爆炸的破坏力足以摆平5700个广岛市，实际威力也就远超原子弹几千倍，截止到目前为止，这是世界上最有威力的武器。 氢弹的问题，是维护成本高，几个有氢弹的国家，都先后销毁了氢弹。只有中国，氢弹之父于敏采用了更为优化的技术，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保有十数枚氢弹的国家。 再后来，中国还在世界上唯一一次进行了运载火箭与核弹头的联合试验，这一举动更是惊呆了美苏等国。从此之后，这个星球上再也没有国家，再也没有谁对中国扬言使用核武器了。 在特殊日子写下此文，谨向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中国人民的好总理，向参与决策、指挥、科研、管理、后勤、生产、基建、保安、支援原子弹试验的所有先辈，致以最崇高的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