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全球约有5600万人死亡，其中62万死于人类暴力（战争12万，犯罪50万）。自杀的人数有80万，死于糖尿病的有150万。糖比火药更致命。
 
之所以成立学校，是为了培养温顺而有技能的国民，忠实地为国家服务。年轻人到了18岁去当兵，除了爱国也得识字，这样才能读懂将军的命令，制订明天的作战计划。
 
生物工程并不会耐心等待自然选择发挥魔力，而是要给智人身体刻意改写遗传密码、重接大脑回路、改变生化平衡，甚至要长出全新的肢体。这样一来，生物工程将会创造出一些“小神”，这些小神与我们智人的差异，可能就如同我们和直立人的差异一样巨大。
 

想知道超级聪明的半机械人可能怎么对待只是一般血肉身躯的人类吗？先去看看人类如何对待不太聪明的动物表亲吧。当然，这绝不是一个完美的类推，但这是我们唯一能够观察而不只是想象的最佳原型。
 
精英一大部分的努力重点，正是要确保底层民众无法学会合作。政治玩家唯一有的就是良好的组织能力。
 
在社会主义罗马尼亚，几乎一切都归于国有。但到了民主的罗马尼亚，却迅速将一切资产私有化，再以低廉的价格售予前政府高官。控制着这个国家的新精英分子，仍然大多是前政府高官及其家属。别人吃肉，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在广场抗议的群众却只能喝汤，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合作建立一个高效的组织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和法老一样，猫王有着生物的躯体，也有着生物的需求、欲望和情感，猫王得吃、得喝，也得睡。但猫王绝不只是一个生物体而已，他也像法老一样，是一个故事、一个神话和一个品牌，因此，品牌的价值要远高于生物体的价值。
 
历史从无正义可言。每当灾难发生，就算这场悲剧实际上是由富人引起的，但穷人承受的苦难总是远远大于富人。
 
在现代自由市场中，这些公会、市议会和王公贵族都被一个新的最高权威取而代之：顾客的自由意志。
 
在社会主义看来，自由主义高举着“自由”的大旗，在意的其实却是“财富”。在自由主义之下，每个人都有饿死的自由。
 

自由民主看起来越来越像老年白人帝国主义者的专属俱乐部，已经无法对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对自己国家的青年有任何贡献。华盛顿自诩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但其大多数盟友却是专制独裁的国王（比如沙特阿拉伯的哈立德国王、摩洛哥的哈桑国王和伊朗国王），或是军事独裁者（比如希腊的上校军团、智利的皮诺切特将军、西班牙的弗朗哥将军、韩国的朴正熙将军、巴西的盖泽尔将军）。
 
在马克思之前，人们定义和区分彼此的标准是对上帝的看法，而不是生产方式。
 
如果马克思重回人世，他可能会劝他的追随者，多花点时间研究互联网和人类基因组。
 

等到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彻底发挥潜力，自由主义、民主和自由市场的概念，可能就会变得像燧石刀和录音带一样过时。
 
荒谬的是，我们对一个想象故事做出的牺牲越多，就可能越坚持，只为了让我们的一切牺牲和痛苦有意义。失去双腿的残废士兵宁愿告诉自己“我的牺牲，都是为了能让民族永存的荣光”，而不是“我之所以没了腿，是因为蠢到相信自私的政客”。活在幻想里是一个更为轻松的选项，唯有这样，才能让一切痛苦有了意义。
 
人类十分擅长应付认知上的矛盾，能允许自己在实验室里信一套，到了法庭或议会又信完全不同的另一套。
 
绝大多数的专制君主或军人政府，也是出于经济而非道德因素，才最终愿意走向开放。
 

任何一匹农场里的马，不论是在嗅觉、爱的能力、认人的能力、跳过栅栏的能力或是其他上千件事情上，绝对都远高于历史上首款平民汽车福特T型车，或是价值百万美元的兰博基尼。然而，马仍然被汽车取代，原因就在于汽车在社会系统真正需要的那少数几个领域中胜出。出租车司机很有可能也会步马的后尘。
 
传统上，人生主要分为两大时期：学习期，再加上之后的工作期。但这种传统模式很快就会彻底过时，想要不被淘汰只有一条路：一辈子不断学习，不断打造全新的自己。只不过，许多人，甚至是大多数人，大概都做不到这一点。
 
“头痛”“发烧”“恶心”和“打喷嚏”每天在伦敦居民的电子邮件和谷歌搜索中会出现大约10万次。如果今天谷歌算法发现这些词语的使用次数忽然上涨到30万，就知道这下出了问题，流感正在肆虐！
 
你的Kindle会知道你在哪些地方读得快、哪里读得慢，在哪一页你休息了一会儿，又是在哪一行你放弃了这本书，再也没读过（最好赶快告诉作者，让他重写那一部分）。
 

如果Kindle再升级，装上面部辨识和生物计量传感器，就能知道你读的每个句子如何影响你的心跳和血压。它能知道什么会让你笑、什么让你哭、什么让你生气。不久之后，在你读书的时候，书也在读你。你很快就会忘了大部分读过的内容，但亚马逊却什么都不会忘。
 
如果你对一个住在底特律贫民区的美国人说，他现在享有的医疗保健水平可比100年前的美国人好多了，大概不会有什么鼓励作用。事实上，这种话听起来是十足的自以为是。他会说：“为什么我要和19世纪的工厂工人或农民比？我也想过电视上那种有钱人的生活啊，或者至少有郊区那种高档住宅。”
 
精英会想做什么？是要投资解决几亿穷人的问题，还是让少数百万富翁升级？在20世纪，因为穷人有军事和经济价值，精英阶层必须为穷人解决问题；但到了21世纪，精英阶层最有效的策略，很可能是干脆切断百无一用的三等车厢，只让头等车厢继续前进。想与日本竞争，巴西需要的可能不是几百万个健康的普通工人，而是少数几个经过升级的超人类。
 

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国家控制共产主义就不是意识形态、伦理教条或政治制度上的竞争，而根本是不同数据处理系统间的竞争。资本主义采用分散式处理，而苏联式共产主义则是集中式处理。
 
资本主义之所以胜出，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更符合伦理、个人自由神圣无比，又或者上帝对这些共产主义者降下怒火。资本主义能够赢得“冷战”，是因为至少在这个科技加速改变的时期，分散式数据处理的效果就是比集中式数据处理更好。
 
20世纪末期的世界变化实在太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无法处理。像这样把所有数据都集中起来、所有重大决策都由一群官员决定，虽然能够生产出原子弹，却绝不可能打造出苹果或维基百科。
 
过去的人文主义呼吁着：“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而现在的数据主义则呼吁：“聆听算法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