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方
1929年3月17日,历来既无组织也无联系,且被“新派”人物目为“旧医”的全国中医药界代表聚集上海总商会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抗议国民党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提出的“根本提倡西药,推翻中医中药决议案”。
这一天，中医药界除偏远省市代表因时间紧迫赶不上会期,未能出席外,全国15省(一说13省)暨243个县4个市的代表262人(一说281人)到会。上海的3000名中医、900家中药店原来也准备停诊、停业,全体到会,终因会场无法容纳而作罢,但3000医家、900药店、统统张贴标语旗帜横幅,以示声援,杏坛同心,全国震动!
上世纪20年代末的上海
大会开了三天,会后即推派代表赴南京请愿。请愿代表出发,上海北火车站千人欢送。途经苏州,苏州中医药界千余人停业列队车站欢迎,把代表接出站,又是集会,又是大游行,虎丘千人石边群情激奋。车过镇江,月台上欢迎者人满为患,冲倒木栅,酿成事故,车长不得不拒绝代表下车探望。到了南京,车站上又是沸反盈天,首都宪警几乎无法控制局面。
对此,《申报》的报道也大为感慨：“其盛况为一年来民众运动所未有!”
那么,这场“民众运动”是怎样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结局又如何呢？
褚民谊始作俑者
1929年2月25日,在南京召开的中央卫生会议上确立了余云岫、汪企张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之障碍案”。这个会议,与会者几乎是清一色学西医的,且自始至终在褚民谊把持之下。褚民谊十年后沦为汉奸,成为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但在当时却是权倾一时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在那几天会议中天天提提案、作报告,像煞有介事,活跃得很。
褚民谊在这次会议上的主旨演说真正是“语惊四座”：“中国卫生行政的最大障碍,就是中医中药,要是行政上了轨道,如果不把中医中药取消不能算革命……所以要由卫生会议负起责任,通过全国专家所拟订的提案,交由政府执行,才能算是完成革命大业。”堂堂党国要员,居然把“革命”落实在革掉中医药的命上,真是亏他想得出,但这确确实实是褚民谊的“高”论!
褚民谊
这里得说说褚民谊这个人。其实,此人本身就出身于浙江吴兴的中医之家,父亲褚吉田、悬壶故里,颇具盛名,可见他们褚家也曾经是赖中医药这碗饭谋生的。但褚吉田却是个“维新派”,他认为“中医有如强弩之末,不可不治西医”。这种思想本是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时尚,原也未可深责,可褚民谊却不仅继承了乃父的衣钵,还形而上学地大加发展,一心要废止中医中药,这当中实际上有其政治背景。
褚民谊参加过反清革命,留日又留法,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大学还以《兔阴期变论》而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来因为与陈璧君之母卫月朗的养女陈舜贞结婚而成了汪精卫的“连襟”,在政治上唯汪精卫马首是瞻。汪精卫也是个“西医至上论”者,北伐胜利后在武汉到处演说,信口雌黄,说什么日本明治维新第一件事就是废止“汉医”,言下之意是中国不废止中医中药,就不能进步。汪精卫定了调子,褚民谊登台唱戏,硬是要掀起个废止中医的运动来。
这样的运动,上海的外国大药厂、外国西药推销商自然是再高兴不过了,当时的报纸已披露外国大药厂对废止中医运动愿作经济上的支援。
褚民谊平时游戏人生,从来是个“玩票”的政客,北伐后以中央党部秘书长的身份到上海市立学校运动会上作踢毽子花式表演,在报上发表《太极拳讲义》,在大流氓张啸林60岁生日的堂会上粉墨登场,唱昆曲《训子》,平时风流事不绝人耳。再说,他虽是医学博士,但除了对兔子的性器官作过深入研究外,看病却是外行,终身也未为人看过病。但这次必置中医中药于死地而后快的事却是十分当真的,只要看他带着上海西医界名流余云岫、颜福庆等人匆匆赶到南京,还准备了那么多提案——褚民谊本人就在三天会期中提出了六七个提案,大至“修正中央卫生委员会组织条例审查报告案”,小至“通商巨埠应设立花柳病治疗所案”——可见他褚民谊并不是心血来潮,而是“蓄谋已久”的。
卫生部不谙国情
1929年国民党忙于“清党”,白色恐怖弥漫域中,湘赣“剿匪”,军阀混战,兵连祸结,民不聊生。西北灾情,更是百年未遇。而这个时候,褚民谊之流和卫生部的老爷们却杀出来要“废止中医”。
当时中国的卫生事业是个什么状况?上海是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得风气之先,西医算是比较多的,也不过六七百人,其他大城市,上百名的屈指可数,至于县城乡村,恐怕是空白居多,总之,全国西医总数也不过6000人。而全国的中医中药从业人员,却是一支500万人的力量,全国人民治病主要靠的是中医药。
在中央卫生会议前几天,国民党政府卫生部刚召集了一个市卫生行政会议。这个会议竟然提出：“在幅员广大的中国、开始筹办卫生事业,不得不由近及远,由城市而及于乡村,就现在的情形,以卫生家的眼光观察,自以乡村人口较少,林木茂密,空气清洁,较适于卫生,而人烟稠密商贾云集之城市,街衢逼仄,沟渠污浊,实有提前赶办卫生事业之必要……”
这些市卫生局长、司长、技监技正们,把当年中国的农村描写得多么美妙：“林木茂密,空气清洁,较适于卫生。”卫生事业自然大可放一放。在这些人看来,卫生事业的着眼点是城市,而城市,自然只能让西医主宰一切。这个思想显然与褚民谊一致,可见卫生部的老爷对于中国的国情是多么的无知。
中央国医馆
说句公道话,当时的卫生部长薛笃弼,可并不是个糊涂人。这位70年代病逝于上海的西北军老人是冯玉祥的部下,说他不懂卫生可以,说他官僚到不明事理,以为可以在中国取消中医中药则殊失公允。此人二十出头就当冯玉祥的秘书长,在地方上当过管财政的厅长,在北洋政府当过次长,代过国务院秘书长,干过京兆尹,任过甘肃省长,西北华北走了个遍,仕途的历练非卫生部几个留过洋的西医可比。
但当时他不在南京。在市卫生行政会议和中央卫生会议期间,他一直在陕甘一带视察灾情,从他当时在西北发表的谈话来看,他对灾民的苦况还是有些切肤之痛的。由此可见,褚民谊之流在提出他的“废止中医”之类的提案时,干脆把这个卫生行政机关的最高长官撇在一边。
卫生部的次长、司长、技监、技正们是跟着褚民谊卷进去推波助澜的,毛病是这些人中确有不少“食西文化”而于国情相当无知者。结果是,薛笃弼从陕甘灾区回到南京,褚民谊拆下的烂污就得由他来收拾了。
余云岫首先发难
这里得介绍一下引起轩然大波的留日西医余云岫(另一个提案人是汪企张)提出的“废止旧医”提案。
先说明一下“旧医”这个概念的由来。当年中医界自称中医为“国医”,西医不认帐。如果承认中医即“国医”,那末,身为中国人,反对起“国医”来就矮了三分。当年的西医也不大愿意人家称之为西医,中国人对于舶来品总将信将疑。因而自称“新医”,于是褚民谊这一派就叫中医为“旧医”。
余云岫
余云岫提案的思想与褚民谊一脉相承：“今旧医所用理论,皆凭空结构,阻遏科学化,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说得多么吓人。那末,怎样“废止旧医”呢?他也知道,全国几百万“旧医”人员一下子被端掉饭碗,这是不得了的事。于是想出办法：对“旧医”施行登记、受训、发执照、发证书的办法,而登记必须在1930年底完成,分批训练必须在1933年结束,过期不候,就是说以后再也不登记、不训练了。于是,这一批“旧医”退出历史舞台后,中国就再不会有“旧医”了。这还不算,还有明令禁止的条文：“甲、禁止登报介绍旧医。乙、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旧医之宣传。丙、禁止旧医学校之开设。”
这么个议案一见报,后果可以想像。难怪素无组织、也无联系的全国中医药界,居然在上海的几个年轻人(由知名的老中医出面主持)组织下,能迅速动员起来采取行动。从上海方面动念,计划,到发函全国各地联络,各地回电回信响应,或派代表,或捐款,直至1929年3月17日全国医药团体大会在上海召开,前后只花了20天!
褚民谊哪里想得到,正是余云岫提案,成了强有力的催化剂,促成了全国500万中医药从业人员的大团结,而团结,就是为了抗争。
五芳斋周密策划
20年代末的上海滩上,有一个小有名气的年轻中医陈存仁。此人1990年已在美国作古,盖棺论定,对他的医道如何姑且不论,但他在行医同时编辑《康健报》,组织力量编纂中医学辞典,凭其相当强的活动能力,在联络中医药界人士,发展中医业中,确也功不可没。
陈存仁
话说余云岫提案一发表,陈存仁坐不住了,因为余提案的“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旧医之宣传”,矛头所指,就包括他的《康健报》。正巧此时他的同学张赞臣(常州名医张伯熙之子)来电话和他商量这个提案,结果两个人约定当天下午在南京路五芳斋点心店碰头。谁知就是这顿十几个铜板的点心吃出了后来的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以及随后的大请愿、大抗议来。
在五芳斋点心店里,两个青年人愤激地说了一通后,冷静地想到老中医一般都乐天知命,安分守己,对余云岫的提案虽然表示不满,但要他们站出来和当局抗争,却需要由后生小辈向他们陈明利害,加劲推动。“老法师”出山确实关系重大,因为他们有声望,只有他们领衔发动,才会在社会上掀起波澜。两个人商量结果是：拉名医出来号召,召集全国中医药代表到上海开会。
事不宜迟,两人当即打电话请名医谢利恒到五芳斋来商量大计。美髯公谢利恒听说两个青年医生请他到五芳斋吃饭,果然翩然而至。于是三个人饮绍兴花雕,吃过桥鳝糊面,边吃边谈,商量起召集中医药界的全国代表大会来。
谢利恒
开始,大家苦于全国中医药界向无联络,各地有什么中医药团体,怎么通知,怎么发动,统统心中无数。还是陈存仁脑子灵,他想起自己编的《康健报》、张赞臣办的《医界春秋》,在各地都有订户,不妨在各省各县市的订户中各挑出一二人作为对象,向他们投寄抗议书,请他们转交当地的中医药团体,也许就会把全国的中医药界发动起来。
这个办法谢利恒赞成,青年人自然有劲,马上动手,连夜从订户中挑出分布全国三百处的订户,抄出住址备用。与此同时,又搬出上海三个中医团体(正在酝酿组织一个统一的上海市中医协会)众望所归的名医丁仲英和谢利恒一起出面,先在上海召开会议紧急筹备。丁仲英也爽快,说声“说做就做!”立刻约了二十来个有名望的中医如陆仲安、夏应堂、殷受田、郭柏良在一家菜馆聚会,竟把前一天点心店里的计议定了下来。
这里还要提到一个青年,他叫张梅庵,是中药业的活跃分子,他不知道怎么打听到这次菜馆会议,竟自己跑来,热心得不得了,提出中药业界也要介入这次活动。这样,中医中药两方面都团结在一起声势就大了。张梅庵又提出一招：先在上海搞个医界联合抗议大会。这一点,大家也一致同意。
事关中医中药的生死存亡,也与中医药界从业人员切身利益休戚相关,参与其事的人当然尽心竭力,其自觉热情的程度乃至于出奇制胜的创造性,都是平素难以想像的。慷慨激愤的抗议书(也是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邀请书)在五芳斋聚会的第三天就以“快邮代电”发出,上海中医界联合抗争大会没几天就在仁济堂举行。
效率高得惊人!
仁济堂群情激愤
1929年3月初开始,上海无数人已被中医药界掀起的抗议浪潮卷了进去,不管是名公巨贾,还是升斗小民,谁能不生病?中医药在中国有几千年的传统,岂是一纸“废止”的提案就能在人们的心里一笔抹掉的?
老上海中药房
3月初,上海中医中药界率先在仁济堂开大会,就显示了中医中药界与民生的关系不可低估。那天开会,实际上只是筹备全国代表大会,但到会的人多得出人意料。上海滩千余中医停诊,上百家药店也因老板伙计跑来开会而停止,恰在其时得病的人家就哇哇叫了,有多少人在骂南京卫生部的老爷们“杀千刀”！
仁济堂会议,气氛热烈,群情激愤,口号声震天动地,发誓要万众一心,对那个“废止旧医”案一反到底,要“集中全国中医界五百万群众之力量,共同为生存而奋斗,作强毅坚决之反对!”会上当场募集了4000多元,药业方面的代表还拍胸脯再筹一笔款子来支持这项运动。这样,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的经费问题也解决了,于是决定,各地代表到上海后的食宿由上海中医中药界全包。上海中医中药界在这次活动中,显示了自己的大手笔。
从3月上旬开始,各地函告决定派代表来上海参加3月17日大会的通知“日必数起”,踊跃得很,有些地方虽说不打算派代表来,也寄来了捐款表示响应,全国中医药界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真是意想不到的顺利。
其时,上海的新闻界也很活跃,对中医药界抗议活动的报道,日见报端。报人们自然不会站在褚民谊一边,因此报道的倾向性很明显,也为这次运动火上加油。但褚民谊竟一味蛮干,以党国要人的身份以势压人,一面在《申报》上发表反对“旧医”的长篇讲话,一面组织大批著名西医,包括余云岫本人在报上诋毁中医中药。中医这方面不甘示弱,也在报上应战,其中陈存仁是文字比较来得的,他的驳复很能置褚民谊于非常尴尬的境地。这里引一小节以见一斑：“……然则中医之取缔,实乃造成西药畅销之机会,中国虽富,恐亦不胜其巨额漏卮也。况乎当此西药商百计推销出品之际,经济侵略其实可虑,素仰先生以党国为重,掬诚上陈,或不以土壤细流而忽之也。陈存仁这几句话相当厉害,他等于说：瞧,褚民谊的取缔中医药,目的是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服务,这位党国要人其实是个西药的推销商。
总商会沸反盈天
3月17日,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在天后宫桥的上海总商会大厅举行。总商会的大厅相当宽敞,262位代表哪里坐得满?上海中医药界为造声势,动员了上海三个中医学校和药业职工会的人员来把全部空座填满。这样一来,总商会大厅满坑满谷，连过道上也站满了人。
这次大会,上海方面推在前面亮相的是蔡济平、谢利恒、丁仲英三位声望卓著的老中医。蔡报告大会筹备经过,谢主持会议,丁为提案审议主席。
说起来,这次大会开得相当热闹而有趣。因为这次大会的主题很明确：反对废止旧医,对这一点,与会的人一致得很,谁也不会有异议,根本用不着讨论。但各地代表既然来了,少不了要发言,无非是表态,倾诉对中央卫生委员会“废止旧医”决议案的愤慨之情,但各地来的代表说的都是方言,听的人明知道台上在骂中央卫生委员会的决议案,有的人又是跳脚又是拍桌,有的人声泪俱下,有的人直着嗓门大喊大叫,可是,各地不少代表的发言,台下根本听不懂。这时,维系大会情绪的办法,只好仰仗高呼口号。陈存仁当司仪,见张梅庵是个大嗓门,就安排张梅庵见缝插针,每逢一位代表发言毕,就领着大家高呼口号。口号是早就写好作为标语张贴着的：
“拥护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
“全国医药两界团结起来!”
“提倡中国医药,即是保持中国文化经济!”
“打倒余汪提案,就是打倒帝国主义!”
“中国医药万岁!”
这样,三天大会期间,口号声始终震天动地,简直是沸反盈天,代表们个个热血沸腾。
这次大会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其实只有一个：组织代表团到南京请愿,迫使国民党政府废止“废止旧医”的决议案。但推选代表却颇费周章。起先是决定各省选派一名代表,但当各省选出的代表上台亮相时代表们却都傻了眼,因为各省推选的代表都是德高望重的高龄名医,这些人颤颤巍巍站在台上,连讲话都艰难,看来指望这些老先生到南京办事不行。这才将代表人数减为5人,最后确定谢利恒当团长,除南京代表隋翰英外,另三位全是上海的年轻人,即张梅庵、蒋文芳和陈存仁。别看代表只有5人,背后却有500万人作其后盾。
这次大会还有个副产品：大会结束时,山西代表时逸人建议藉这次各地代表聚集沪滨的机会,组织“全国医药团体联合大会”。在当时这样的场合,自然是没有人反对的,代表们当堂就捐出2万多元。这在当年,可是一笔不小的款项。
石头城望问闻切
谢利恒等5人组成的请愿代表团(后来,陆仲安等人也同行协助)于3月21日上午搭沪宁路火车离沪,上海、苏州、南京一路的热闹场面不再细述。
3月22日上午,谢利恒等人到达下关车站,南京中医药界欢迎请愿代表的也是千余人,乐队奏乐,掌声雷动,简直把踏在黄呢毯上的代表看成捍卫中医中药的英雄。代表即席演讲,大批记者争相釆访,警察严阵以待。看来,这次起自黄浦江的风云确实轰动了石头城,而在全国造成的巨大影响,想来在主席府办公的蒋介石也在皱眉头了。但这次欢迎会,由于南京火车站有数百安徽难民的介入而秩序大乱,代表们只得匆匆离场,直奔中正街交通旅馆下榻。
1929年为抗议国民政府废止中医案晋京请愿代表团合影
请愿代表先是通关节求见蒋介石,在等待蒋介石接见的空隙遍访五院院长和中央党部。谢利恒等人很精明,他们故意冷落卫生部,不找刚从大西北赶回南京的薛笃弼。
代表们当时尚不知道,褚民谊此时在国民党上层已经掉价,国民党内不少当权人物对于褚民谊“废止中药”那一套也不以为然,再说全国中医药界这一闹,大多数当官的都急于和褚民谊“划清界限”,因此他们的请愿,其实未到南京,已经是胜利了。
第一个接见他们的是行政院长谭延闿。谭是个纵横捭阖的老官僚,还未等请愿代表开口,就抢先表白：“中医决不能废止,我做行政院院长一天,非但不废止,还要加以提倡。”说罢还伸出手腕来,请谢利恒为他把脉,于是谢老先生只好在行政院替院长大人望问闻切一番。
审计院院长于右任更干脆,他对代表说：“中医该另外设一个机关来管理,要是由西医组织的卫生部来管,就等于由牧师来管和尚一样。”这位三原才子是最赞成中医的。
监察委员林森和陆仲安是老朋友,他对几位代表满面春风,也是直斥“废止旧医”案,说：“这件事荒谬得很,都是卫生部几个西医和褚民谊搞出来的,相信全国人民都会反对。”接下去也是伸出手来,请陆仲安替他望问闻切。
戴季陶当时是考试院院长,态度同样明确：“你们这件事,卫生会议尽管通过,敢说是绝对不会实行的,你们放心好了。”但这个蒋介石的密友却也没有忘了说一句：“不过希望你们对行动方面,不要太过激烈……”
代表们没有见上立法院长胡汉民,据说胡有病,但却见到了法制委员会主任焦易堂,焦的话更使他们吃了定心丸：“这件事,首先要立法院制定法律,三读通过,才能实行,卫生部是不能独断专行的。”
而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叶楚伧的讲话更妙：“这是西医们的单相思,执行是要由政府来执行的,决不会有一个人敢出来主持这件事。”
代表们最后还是见到了蒋介石,不过只有五分钟。蒋介石先用宁波官话说：“你们的事,我都知道了。我对中医中药绝对拥护,你们放心好了。”接着又用奉化话说：“我小时候有病都是请中医看的,现在有时也服中国药。”说罢,侍从拿出蒋的大氅——送客。
南京国民政府
有了这几场接见,谢利恒等人已经笃定泰山,所以对卫生部薛笃弼三番五次的邀请搭足架子,直到最后才“勉为其难”。薛笃弼其实是代人受过，受隔壁气，但此人度量不小，见了请愿代表,客气之至,吃饭之前首先表示：“我为了要表示提倡中医中药起见,准备聘请你们之中两位为卫生部顾问,以便本部与中医界多所联络,消除隔阂。”后来谢利恒、陈存仁果然收到卫生部的聘书,这是后话了。
至此,谢利恒等人请愿任务完成,高高兴兴地回到上海。几天后,蒋介石给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请愿代表的“批谕”下来了：“应交行政院分饬各部将前项布告与命令撤销。”
于是,来势汹汹的“废止旧医”案,因中医药界500万人的强烈反对(全国人民当时是站在中医药界一边的)终于偃旗息鼓。这一事件其始也雷霆万钧,其终也轻烟一缕,了无痕迹,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一桩颇富戏剧性的掌故。细细剖析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难道不也可以悟出一些道理来吗?
今日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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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2001年由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的“上海滩”丛书《浦江风云》一书，推送时题目作了修改。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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