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评图书：书名：《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作者：（美）张勉治译者：董建中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日期：2019年10月 
《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一书出自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历史与艺术史系副教授张勉治。张勉治师从周锡瑞、高彦颐等中国史研究名家，长期致力于16-19世纪即晚明至清代后期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
乾隆南巡至今为中国民间戏曲、小说、坊间讨论者所津津乐道，并且反复成为了影视剧题材中的大“IP”。康熙“微服私访记”也有很高的民间知晓度。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都在各自在位期间，六次南巡。

包括南巡在内，皇帝巡幸，肯定有探察民情的考量。不过从康熙和乾隆总计十二次南巡，以及更多次的奔赴东北等区域的巡幸来看，这样的巡幸所能看到的真实民情显然是少之又少的。据《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书中援引的统计数据，乾隆南巡的随从多达3000多人，仪卫扈从分布在皇帝两侧和之后，并能随时阻挡冲击皇帝一行的武器、人员。不仅如此，乾隆巡幸期间，即便抵达的是江南，也仍然会搭建蒙古包在内的各类帐篷组成的营帐——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清帝国、清朝皇帝兼而作为蒙古高原、西域乃至中亚主宰者、保护者的象征。皇帝巡幸路线涉及的各省，也都会进行一番类似于战争动员式的组织。
所以，康熙也好，乾隆也好，是不太可能通过南巡等巡幸活动，了解到很真实、很具体而非修饰的民情。当然，这不是说，清朝皇帝的巡幸毫无意义，更不是意味着民间传言的乾隆出游是为了结交江南美女是真相。
《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书中以乾隆巡幸为例，指出了清朝皇帝巡幸对于整肃武备的重要意义。书作者指出，清朝开国之后，一直在努力塑造满洲军事天下无敌的意识形态。《史记》、《汉书》都记录了陆贾劝谏汉高祖“不可马上治国”的金句，但乾隆皇帝另有看法，“创业之君无不以马上得之，而败业之君无不以忘其祖而马上得之以致覆宗绝祀。”
清朝皇帝很清楚，满洲八旗以及附带的蒙、汉八旗的军事实力，对于支撑王朝统治地位的重要意义。康熙平定三藩期间，就已经暴露出八旗军力消退甚至在吴军攻击面前连连败退的残酷事实。为此，康熙建立了每年皇帝狩猎的制度，并经常开始出巡。但此举看上去是没有太多效果的，等到雍正登基，清朝平定噶尔丹策零的战争中再度显露出军力不振。乾隆皇帝尽管继续努力，也无法挽回诸如京旗官兵“弓力软弱，步射生疏”的事实。这也是为什么在历次金川战役、准噶尔部战役中，清军频频将一手好牌打得稀烂，陷入长期鏖战的困境。
正因为此，巡幸被赋予了重振清朝核心军事力量：八旗军事和民族活力的功能。《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书中指出，乾隆皇帝在进入苏州、杭州等江南城市时，大多选择骑马而非乘车、乘轿。乾隆还四处展示自己的箭术。南浔期间，杭州、江宁等地都会举办驻防八旗和绿营军队参加的会操，而长江水师和河防标兵则会在长江江心的金山岛进行汇演。公允来看，虽然乾隆皇帝的这些努力，成效并不十分理想，皇命被证明无法遏制和平时期城市生活对于军队斗志和战斗力的侵蚀，但是，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清朝统治的提前瓦解，以致19世纪后期，列强纷纷加大对华侵略渗透的力度，但也无法做到像瓦解印度莫卧儿王朝那样让清代中国彻底变成欧洲的殖民地。
《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这本书内容丰富。第一章、第二章介绍了清朝之前的历朝历代，儒生为主体的文官阶层对于皇帝巡幸四方采取的抵制，以及清朝建立后，投效清廷的汉族官僚重拾前朝劝谏逻辑，试图对皇帝出巡施加的道义压力——这种道义压力，被熟知儒家经典的乾隆皇帝轻易驳倒。
书中还讨论了乾隆皇帝南巡的另一项重要使命，那就是加大对江南商业精英的控制。明末政治乱局的重要原因，就是皇帝（哪怕加上勋贵、内廷）无力控制江南商业精英，后者在明廷朝堂的代表东林党则在几乎每个政治问题上与皇帝作对。《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书中指出，乾隆皇帝将江南盐商等商业精英，有效的纳入服务于皇家财务利益的体系以内，并借此将皇权嵌入到对江南文化精英的控制。